周桂笙，家树奎，笔名新庵等，上海南汇人，近人主要翻译家之一，幼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外语，后转入中法不堂学习法文，兼修英语。
1894年前后，他曾在天津电报局，上海英商恰太轮船公司任职，后业还曾游历日本。
这些经历为他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辛亥革命前后他倾问进步参加组织南社，1906年起，任《月月小说》月刊总译述，并发起我国第一个翻译工作者自己组织参与的社团“译书交通公会”(“交通”即“交流”“交际”的意思)1912年，周氏任同盟会机关报《天铎报》译述，1915年还曾撰文反对袁世凯窃权专政。
他的主要译作以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及童话为主。
周桂笙1900年左右步入译坛，首译阿拉伯文学名着《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刊于吴研人主编的《采风报》，此后他的译作主要有法国鲍福的《毒蛇圈》发表于《新小说》(第8至24号)(1903)、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再生案》(1904，1907)、歇语克复生侦探案》)(1904)、美国康培尔的《失女案》、法国纪善的《妒妇谋夫案》、《红痣案》等等。科学小说《飞访木星》、《伦敦世界》、《地心旅行》;教育小说《含冤花》等等。
周氏译书也强调“觉世目庸民”、“开智启慧”。翻译之功大矣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11日他为自己翻译组织“译书交通公会”撰写了《译书交通公会序》和《试办章程》。
他在序中写到:“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在之事欤～”
在周氏看来，翻译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国家之间互相借鉴技术，互相交通，互通有无。
翻译能够强国“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并能为我国传流学术输入亲血液。
以及包天笑，原名公毅，字朗孙，笔名天笑生、天笑笑，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译作甚多，据统计，从1901年译《迦茵小传》到五四时期译作总共有80种之多。
在译小说之前，包天笑曾参与《励学译编》编辑工作，曾译《欧洲近代史》、《印度蚕食战史》、《普通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作品，奠定了后来的翻译基础。1904年，他与杨紫麟首译英国哈葛德的小说《迦苗小传》，受到林纾称赞。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之后他又译法国作家凡尔纳的《铁世界》和《三千里寻亲记》(原着佚失)。
教育小说《馨几就学记》(1901)、法国作家艾克多～马洛的《苦作流浪记》、英国ThomasHardyr的《空谷兰》，俄国契词夫的《六号室》、托尔斯泰的《六尺地》、雨果的《狭女奴》、东海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改编的《女律师》等等。
包氏本人不懂外语，他的译作多为摘选、编译，文笔流畅，可读性强，但其可信程度差，受国人批评。
还有周廋鹃，原名周祖福，字国贤，上海人。
主要译短篇小说，他是位多产的译家，从1911年到“五四”前，共发表译作165种了，他的主要译作有《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共收短篇小说50篇，其中英17篇，法10篇，俄4篇，德2篇，意、匈牙利、瑞士、丹麦、瑞典、荷兰等各1篇，是近代收外国短篇小说数量最多，国别最广，名家名着最多的一部小说选集，为我国翻译文学输入了另一个新文体。
短篇小说，并对五四前后短篇小说的创作有过积极影响。
受鲁迅兄弟的影响，周廋鹃的小说集注重译介“弱小民族”国家作品，受到鲁迅的肯定:“在异族正迫之下的时代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
近代翻译文学的不仅在小说领域，而且诗歌翻译也逐渐崭露头角，而且随着梁氏的“诗界革命”和的话文运动的推广，诗歌翻译时期达到高潮。
推马祖毅先生分析，早在公元二世纪时，匈奴人中就流传着诗歌的翻译《西河往事》、《远夷怀德歌》。
近代的诗歌翻译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王韬译的《祖国歌》，梁启超翻译拜伦的《哀希腊》。
近代以诗歌翻译登上文坛的有苏曼殊、马君武、胡适、刘半农等人。
和苏曼殊，原名戬，字小谷，法号曼殊，近代功着名诗人。
小说家和翻译家，父亲系广东中山县人，母亲日本人，出生于日本横滨。
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15岁(1898)随表兄林紫垣赴日，19岁耉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此结识革命青年并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
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被迫退学回国。
在上海时任《国民日报》英文编辑，并与***、章士钊认识。
在1904年至1906年辗转长沙，芜湖等地任教，1907重这日本，开始翻译拜伦、雪莱的诗歌。
后业回国后曾应聘于《太平洋报》参加南社。
苏曼殊的翻译经历开始于1903年译的法国雨果的小说《惨世界》(以章回体译出)(该译本有较多删节，有失于忠实，但苏氏译此小说在于映射清社会的黑暗)苏氏的主要译作包括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失》、《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1909)、雪莱的《去燕》。
此外，他还译了歌德的《〈沙泰达纶〉》等等。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苏氏的翻译常随着自己的气质而定，台湾的李诗学称其为诗人翻译家。
他钦佩拜伦的热爱自由、民主的爱国热情和独立不羁的诗人气质，以及他为异族的自由而战斗的英雄气概。
他在《潮音～自序》曾如此赞美拜伦:“他是一位热烈的、真诚的为自由而献身的人，??他是一个性格开放，心灵高尚的人，他到希腊去，和还在为自由而战的希腊爱国者们混在一起。当他的正在从事这项壮丽的事业的时候，竟不幸去世。他的整个生命、经历和作品，都是用爱情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
可见相同的诗人气质，面临做亡国奴的时代语境和热烈奔放的诗情使苏氏在译拜诗时候能够充分理解并融入拜伦的世界，译文采用旧言、五言或七言诗诗体，正确地表达原作诗意，善于体味原诗的风格、韵味。
他译价自己的译作“接文切理，语无增饰，译义悱恻，事拜相称。”
创造社译论家张定潢曾这样评论苏氏的译诗:“人有时会想，行政伦的诗毕竟只有曼殊可以译。翻译是没有的事，除非有两个完全相同，至少也差不多同样是天才的艺术家，反(而)是一具艺术家那瞬间的和别的一个艺术家过同一个生活，用别一种形式，在那作创造。唯在曼殊可以创造拜伦的诗??”
此外苏曼殊还编有四部翻译诗集:《文学姻缘》(1908)、《拜伦诗选》(1909)、《潮音》(1911)。
他的译诗第一次将诗的翻译引入了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有明确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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