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相同的诗人气质，面临做亡国奴的时代语境和热烈奔放的诗情使苏氏在译拜诗时候能够充分理解并融入拜伦的世界，译文采用旧言、五言或七言诗诗体，正确地表达原作诗意，善于体味原诗的风格、韵味。
他译价自己的译作“接文切理，语无增饰，译义悱恻，事拜相称。”
创造社译论家张定潢曾这样评论苏氏的译诗:“人有时会想，行政伦的诗毕竟只有曼殊可以译。翻译是没有的事，除非有两个完全相同，至少也差不多同样是天才的艺术家，反(而)是一具艺术家那瞬间的和别的一个艺术家过同一个生活，用别一种形式，在那作创造。唯在曼殊可以创造拜伦的诗??”
此外苏曼殊还编有四部翻译诗集:《文学姻缘》(1908)、《拜伦诗选》(1909)、《潮音》(1911)。
他的译诗第一次将诗的翻译引入了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有明确的时代意义。
当然，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名人外，在当时翻译界的名人还有马君武(1881，1940)。
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后改名和，字贵公，号君武，原籍湖北蔳圻，不过后随祖父定居广西桂林，自幼读儒书与历代文集，1899年考入广西体用学堂，专攻数学和英语。
在1900年时，又赴广州法国教会学样学法文，次年就读上海震旦学院，继续专攻法文。
此后1901年君武以官费赴日留学，结识了前文所说的梁启超、孙中山等爱国人士，后空白梁氏《新民丛板》撰稿并翻译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数章。
在1902年12月又与马一学、谢天量等创办《翻译世界》，并任主编，介绍西方进步思想和进步学说，传播西学。
并且在1905年还加入了日本东京同盟会组织，从此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到了1906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化学专业，回国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担任上海同盟会会长，同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纲领部分。
后因革-命活动受流缉列德国留学，取得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晚年致力广西大学并出任校长，算得上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了不起的思想翻译家。
并且马君武还精通教育日、英、法、德多种外语，因此翻译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着作包括《法兰西今世史》，以及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和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以及斯宾塞的《女权篇》，卢梭的《民约论》包括黑格尔的《一元哲学》。
此外，并编译过《平面几何学》、《微分方程式》、《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德华辞典》等。
但是需要说明，马氏最主要的译作还是其诗歌译品。
1905年他在日本编印的《新文学》上发表了拜伦的《哀希腊》，1907年他第一次用五言体将英国诗人ThomasHood(1798-1845)的幽默诗歌篇《衫衫歌》译成中文(后来胡适、刘半农也译过此诗)。
此外，他还翻译了歌德的《米丽容歌》(杂言体)、雨果的《重展旧时恋节》(七律提)和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维物之烦恼》片段《阿明海岸吴女诗》(七言歌行体)。
可以说马君武是一位革-命志士，多才艺术，精通各种古诗诗体，他的译体富于豪情，语言明丽流畅，贴切动人，是近代翻译文学中的精品。
近代俄罗斯文学翻译，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繁荣发展，一大批世界级优秀作家，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珂夫、高尔基先后活跃于俄国文坛，其作品从欧洲开始，播撒于世界各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我国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主要的翻译家有吴棒、戴翼翼、陈暇、马君武、周氏兄弟等等。
他们或者第二次译介俄国文学作品，或介绍某个俄过作家，或第一次引进一种体裁，为俄国文学在我国传播作出贡献。
此外，近代译介俄国作家契坷夫作平的集子还有，周氏兄弟于1907年合编的《城外小说集》，中间收集了契坷夫的《戚施》(今译《在庄园里》)和《塞外》(今译《在流放中》)。
还有就是1909年包天笑译《六号座》(《六号病房》)发表于《小说时报》。
以及1916年陈家麟和陈大橙合译的，契坷夫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谈》(上下册，共收集23个短篇小说故事)，高尔基的名篇《鹰歌》(今译《鹰之歌》1908年5月由天锐译出并发表了《奥西》第4期。
而在1916年，刘半农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二六人》前半部(发表于〈小说〉2卷5号上。
此后一年，也就是1917年，周瘦鹃又译其小说《大义》(即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中第十一篇)。
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此时也逐渐被译介，中国读者由衷喜爱这位伟大的文学大师并钦佩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道主义情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像是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孝》中就首次捉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和平》一书。
1903年单士厘(1858-1945)在《癸卯旅行记》一书中介绍托翁及其影响。
1904年闽中寒泉子在《福建日日新闻》中文《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论及托翁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指出:“??托尔斯泰以爱为其精神，从世界人民永远之平和为其目的，以救世为其天职，以平等为平和之殿堂，以财产共通为进于平和之阶梯??”
而1905年留俄学生张庆桐以其译作《李鸿章》与托尔斯泰有书信往来。
1906年辜鸿铭写的《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书寄给托翁，得到了他高度的评价。
1907年后托翁作品开始被译介中国。
1911年热质翻译托翁的《蛾眉之难》;1914年，马君武翻译托翁代表作之一:《心狱》(今译名《复活》)。
1917年陈家麟和陈大澄译他的另一代表作《安娜小史》(今译《安娜-卡列尼娜》)(据英译书转翻译)。
同年朱世溱又译其军事小说《克里米站血录》。
到了1918年，林纾和陈家麟又译其自传体三部曲《现身说法》(今译《幼年-少年-青年》)。
此外，托翁的短篇小说也有不少被翻译成中文，据郭廷礼统计，五四前托尔斯泰的作品被译介成中文的有30等种。
比如五四后俄国文学作品就成了现代作家译介的重点之一，这些都有利于现代翻译文学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