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深知蒋介石在维持国民党统治和与英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内战只会让日本坐收渔利，因此积极奔走，寻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途径。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进行谈判。她在谈判中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智慧，一方面向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了和平解决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为蒋介石的安全和未来的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博大胸怀，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周恩来就马不停蹄地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详细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当前日本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安事变虽然扣押了蒋介石，但如果处理不当，引发新的内战，只会让日本侵略者更加嚣张，国家和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他强调，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若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也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前途极为有利。周恩来的分析入情入理，让张学良、杨虎城深表赞同，坚定了他们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人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式展开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六项主张：一是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以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二是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纳抗日分子，确保政府能够真正领导全国抗日；三是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让全国人民能够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共同参与抗日；四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实现全国抗日力量的大团结；五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共同商讨抗日救亡的大计；六是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争取国际支持。
经过两天紧张而艰苦的谈判，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吸纳抗日分子进入政府，以改变政府的抗日态度和政策；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以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实现国内抗日力量的整合；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的具体方针和策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
12月25日，张学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抗日的诚意，同时也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然而，蒋介石一到南京，便背信弃义，公然违背承诺，将张学良扣押。随后，蒋介石对东北军进行了分化瓦解，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1937年4月，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部队和土地。1937年11月，杨虎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国，希望能够继续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但他刚一回国，就被蒋介石秘密囚禁。在漫长的囚禁岁月中，杨虎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1949年9月6日，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丧心病狂地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戴公祠，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家人和卫士，其场景惨不忍睹。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犹如一道划破黑暗的曙光，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商讨对共产党和抗日的政策。在会议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共同抗日。虽然国民党在会议上还没有完全放弃“根绝赤祸”的反动立场，但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在对日问题上表示了“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仍使用了一些攻击的言辞，但也表示可以进行“和平统一”，这为后续国共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它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团结抗日的希望，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抵御外敌。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汹涌澎湃的浪潮，更加蓬勃发展。工人阶级积极组织罢工，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持；农民们踊跃参军，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思想，鼓舞民众的士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迅速达成合作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即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迅速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和决心。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这面旗帜下，共同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国共合作的关键契机，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各方应将民族利益置于首位，摒弃前嫌，团结协作。国共两党虽然在政治理念和阶级利益上存在差异，但在日本侵略的严峻形势下，能够放下分歧，携手合作，共同抗击外敌，这种精神为全民族树立了榜样。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也表明，在处理复杂的政治和军事争端时，和平谈判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通过真诚的对话、相互的协商，可以化解矛盾，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实现互利共赢。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原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同时，西安事变促成的国共合作，以及由此引发的全民族抗战，有力地证明了团结就是力量。在抗战中，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抗日合力。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还是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都为抗击日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海外华侨等，都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正是这种团结一心的精神，最终使中国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西安事变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依然熠熠生辉。我们应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从西安事变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继续发扬团结协作、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让我们以史为鉴，砥砺前行，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激励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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