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华夏大地深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浓重阴霾之中。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如同沉重的枷锁，迫使东北军无奈撤离。短短4个多月，东北三省这片广袤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数沦陷于敌手，3000万同胞就此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其殖民统治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他们疯狂掠夺当地丰富的资源，从煤矿、铁矿到各类珍稀矿产，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本土，为其侵略战争输血；同时，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从根本上磨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让孩子们学习日语、接受日本文化，无数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他们在华北地区精心扶持汉奸势力，处心积虑地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公然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大量增兵华北，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不断挑衅滋事，使得华北局势危如累卵，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北平的学生们目睹山河破碎，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振聋发聩的呐喊，正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控诉，也是对国民党政府不作为的愤怒抗议。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如熊熊烈火般高涨。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的学生们挺身而出，发起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数千名热血青年，怀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慨，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毅然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激昂口号，声音响彻云霄。这场运动如同一颗火种，迅速点燃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的燎原之火，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许多学生罢课，组织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主张，唤起了民众的觉醒。
然而，国民党政府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将大量的兵力、物力和财力都投入到围剿红军的内战之中。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彼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行之有效的正确军事路线，致使红军在战场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红军战士们虽然英勇无畏，浴血奋战，但经过一年的艰苦鏖战，最终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踏上艰难的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无数艰难险阻，恶劣的自然环境、敌人的围追堵截，缺衣少食，但红军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突破重重难关。
当时的国内政治势力盘根错节，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如汪精卫之流，为了一己私利，竟妄图与日本勾结，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自身的权势地位。他们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伪政府，公开叛国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而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秉持着爱国正义的立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打响了淞沪抗战的第一枪。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第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顽强，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猛烈进攻。宋庆龄、何香凝等积极奔走，组织各界力量全力支援，为抗战将士们提供物资和医疗救助。她们深入前线慰问士兵，鼓舞士气，还发起募捐活动，为军队筹集资金和物资，展现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和伟大的爱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的最前沿。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表示愿意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携手共同抗日。这一宣言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的方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会议强调，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各界爱国人士建立联系，宣传抗日主张。
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九一八事变”被迫背井离乡，撤离东北。1935年，东北军被调往西北执行“剿共”任务。在劳山战役中，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轻敌冒进，陷入红军的埋伏圈，经过激烈战斗，该师几乎全军覆没，何立中也在战斗中毙命。榆林桥战役中，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及620团1个营同样遭遇红军重创，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些被俘将领在红军中受到了优待，红军战士们不仅没有虐待他们，反而与他们促膝长谈，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高福源深受触动，他主动要求返回东北军，向张学良传达红军希望联合抗日的诚意。张学良听了高福源的汇报后，深受感动，开始重新思考东北军的未来和抗日的问题，与红军的接触也日益增多，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意识到，继续“剿共”不仅无法收复东北失地，还会让东北军在无谓的内战中消耗殆尽，只有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杨虎城的西北军，长期遭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压。1933年，杨虎城大力支持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积极抗击日军。在同盟军的战斗中，西北军的部分将士也参与其中，与其他抗日力量并肩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5年，中共与杨虎城建立了秘密联系，双方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和交流。中共代表向杨虎城详细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杨虎城深感认同，双方的合作逐渐加深。他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也能为西北军的发展找到新的方向。
1936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国内的抗日呼声愈发高涨。张学良多次怀着赤诚之心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张学良当面痛陈抗日主张，言辞恳切地说道：“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若再继续内战，国家将亡于日寇之手，恳请委员长改变政策，团结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不为所动，严厉斥责张学良，称其想法幼稚，坚持“剿共”为首要任务。11月，傅作义在绥远地区奋起抗击日军，取得了振奋人心的百灵庙大捷。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各地纷纷掀起援绥抗战热潮。张学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请求蒋介石开赴绥远抗战，他激动地表示：“傅作义将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全国民众都在支持抗战，东北军将士也渴望能奔赴抗日前线，收复失地，恳请委员长批准。”但蒋介石依旧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这让张学良深感失望和无奈。
12月4日，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再次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苦谏，甚至声泪俱下，陈述抗日的紧迫性和内战的危害，但蒋介石却固执己见，不为所动。在多次劝谏无果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卫队营在临潼华清池展开行动。当时，蒋介石居住在华清池五间厅，卫队营在孙铭九的带领下，迅速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侍卫们进行了抵抗，但在卫队营的勇猛攻击下，很快被击溃。蒋介石听到枪声后，惊慌失措，来不及穿上外衣，只穿着睡衣就翻墙逃跑。他在骊山山腰的虎斑石附近躲藏起来，最终被卫队营士兵发现。与此同时，杨虎城部队在西安城内迅速行动，解除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武装，成功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爆发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反应不一。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担心日本扩大侵略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他们对事变的背景和原因缺乏全面了解，错误地认为事变是张学良受日本和汪精卫的挑唆，企图破坏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对西安事变表示反对，并在国际舆论上发表了相关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西安事变的看法。
英美等国则有着不同的考量。他们在华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损害自身利益。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便中国能够在抗日问题上发挥作用，从而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过度扩张。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达了对和平解决事变的期望，英国也在国际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在国内，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妄图借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进而与日本妥协。12月16日，何应钦迫不及待地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下令刘峙、顾祝同率领东西两路集团军气势汹汹地向西安推进，还计划对西安进行轰炸。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这种行径无疑是将国家推向更深的内战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