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寻思虑一番，然后说道。
“我大吴鼎峙长江而立国，其栋梁支撑大部分为江东世族。这些世族因为田亩众多，人丁繁盛，易于征收兵役，所以成长为江东大族。
而因中原大乱，南渡江东的士人则成为侨居士人。由此便产生了两个派系，那就是江东大族和侨居士族。
侨居士族以周瑜、吕蒙、徐盛、鲁肃等为首。其在赤壁之战时大破曹操，由此奠定了我大吴基业。而江东大族在赤壁之战时，一片投降之声，故不为当今陛下所喜。
后来周瑜、吕蒙、鲁肃、徐盛渐次凋零，刘备携恨而来，欲灭我江东，为关羽报仇。曹丕隔江南望，虎视江东，常有吞噬之意。
当此之时，陆大都督临难而上，夷陵破备，北上拒丕。从而保有我大吴国土，不失一寸。夷陵一战，陆大都督作为江东大族出身之人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经此一役，侨居士族渐衰，江东大族崛起。故而陛下不得不改变初意，以江东大族为辅政首选。丞相之位立吴郡顾雍，而不立彭城张昭者，正因此也！
表弟，为兄所言本朝建国之史，你老师可曾教过？”
孙秀闻言回道：“老师只教授儒家经典，倒未教过本朝国史”。
黄寻闻言，于是说道。
“表弟你身为宗室子弟，自当明了国家是如何创建而来。如今江东大族势盛，甚至让陛下感到心忧。所以陛下才以吕壹绳制江东大族。
表弟，你仔细想想，吕壹所惩治之人是否都是江东大族出身？”
听到黄寻这么说，孙秀想了想，发现惩治的还真是吴郡士人为多。于是问道。
“表兄，按你之所言，陛下和江东大族岂不是在争衡度势？”
“说争衡度势还不太准确。陛下雄才大略，自然是想行汉武帝之政。百官只能俯首听命，而不敢丝毫有违上意。这才是陛下之本意也！”
“表兄，你在外为将，不在朝廷。如何能察明陛下之本意乎？”
“所以说表弟，你读书只背文章，不通精义。蜀之诸葛丞相读书，行的是略通其文，但求世用之理。
诸葛丞相未出仕前，躬耕于陇亩，好读书，但只观其大略，不求甚解。及出山辅佐刘备，筹略策谋，无一不中。逼得曹操也只能感叹，竟让织席贩履之辈得此大才。
为兄读先秦诸子经典及太史公《史记》为据，故推测出陛下之意。此需将书中之精义融会贯通，方才能得之。表弟如能做到，则此事易也！”
“表兄之所言，太过虚妙！这精义到底是何道理，还望表兄以事告知”。
“也罢，为兄就举事论之。就以汉武帝颁行推恩令来说吧。
表弟，你也知道武帝颁行推恩令之事。但为何颁行推恩令，你是否知道原因？”
“表兄，这难不倒我。当时汉朝诸藩亲王，封地跨州连郡，且汉武帝以前有七王之乱。汉武帝为了削弱诸王，故颁行推恩令，以分其地，损其势也！”
“表弟，这是太史公《史记》之通义，你却当做答案。看来你并不明白，汉武帝颁行推恩令之真正的原因。
为兄来告诉你，因为汉武帝要集权。汉武帝以前虽有文、景之治，朝政稳定。但朝廷却无法征收诸藩亲王之封地赋税。诸藩亲王在其封地内有征税、兵役、徭役等大权。
汉景帝在位之时，晁错上疏削藩，酿成七王之乱的大祸。汉武帝正是鉴前代之乱，才推行温和的推恩令，以便让诸藩亲王慢慢被削弱致亡。
后来汉武帝见时机成熟，一举剥夺了诸藩亲王的征税、兵役、徭役等大权。只留下封地供养诸藩亲王的财权，并派朝廷之官担任诸藩亲王之国相，以为监视。
那时诸藩亲王已经因推恩令而导致势力分散，无法聚兵作乱。故不能撼动汉武帝颁行推恩令之政。
推古及今，我朝陛下，以布衣之身登极至尊之位，自是有非常人之能。但陛下起自寒微，朝中大臣多是与陛下同患难而来，深知陛下布衣寒微之事。故还未有君臣之序。
张昭倚老，不遵君臣之礼，当面给陛下难堪。潘濬刚而犯上，曾劝陛下停止行猎之事。陛下温言答应，而潘濬意尚未满，竟徒手拆毁陛下车舆之雉羽伞盖。这岂是为臣之道乎？”
孙秀听到这里顿时不干了，抗声说道。
“君有过，为臣者当犯颜直谏。潘大人之所为，正是我辈士人之典范。表兄所言，弟绝不能不为之争辩！”
“表弟，田丰、伍员因谏言而丧命。况袁绍、夫差并非庸主，缘何却要赐死此二人？这个问题，表弟可曾想过？”
“袁绍、夫差皆是败主。既是败主，当然不会纳忠谏之言。有何可想乎？”
“为兄就知道表弟你要这么说。太史公曾言：‘不以成败论英雄’。故为项羽立书时作《项羽本纪》，而汉武帝亦许之。表弟，此为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