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严复翻译“文笔太务渊雅”给予质疑:“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受其乎，着以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世。文人结习，吾不有为贤者讳矣。”
维新人士中有对翻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高风谦、罗振玉、王国维等
就像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战争后痛感国家积极弱，待振兴，毅然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和“强学会”活动，提倡改革和学习西方。
1897年9月他曾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一仪通等人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批准他们在京创办“通艺学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停办。
随后他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主持印制出版了严复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亚当、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任编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不仅开拓了我国的出版业，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翻译着作，包括严复所译外国政治经济学着作和林纾所译外国文学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韦勒所译《英译中国诗歌选》(英汉对照)，并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应溥全译的《德诗汉译》一书，并做序言，其中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志之失。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近有他“直译”之说者，关节脉脉，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赘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此穷而是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说了，民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字鹤卿，号习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曾任职于张无济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学译院，并与其创办《外交报》。
1920年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多次参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组织活动。1912年任职于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1913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华法教育会。
1916年冬回国，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时，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邀请出洋留学的着名人士，如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章鸿铭、吴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40年3月他病逝于香港，***曾致唁电赞扬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对翻译事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中国译学的建设，1901年，蔡氏任职于南洋公学译馆时曾参与创办《外交报》，并撰文《译学》。
他批出:“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
他的政界译学指的是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他回顾我国从周朝至近代的翻译史，指出，进入20世纪后，“公法大明”，应懂得“苟其保自主之权，申善邻之义，国无大小，号回平等”。
交涉上野之程度，即为其国安危之所系。
而我国职外交者，或通语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绌语言，蛰巨相依，事多隔阂。此译惟丞也。
至于学界之译学，指的是学术性翻译。他回顾我国的学术翻译史，指出我国译学尚处于初级启蒙阶段，欧美各国传教士在我国传教，日本佛教在我国传播，皆以其国语言译之，我国的学术学教界也应重视译学的发展。
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来谈译学，蔡元培的观点对于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有中特色的翻译研究，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还有就是重视译才的培养。
以及提出“横译”、“纵译”的概念，扩展了翻译的含义，并为后业的新文化白话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1906年蔡氏在北京译学馆的国文学讲义中指出:“??而吾既习惯于吾国之文，则于读书听讲之际，不知不觉间接于国文，而后领会，此其所以为详也。”
关于“纵译”与“横译”，蔡氏认为导域语言的翻译为“横译”，古今语言的翻译为“纵译”。
并认为由意识而发为语言，这也是一种翻译(蔡氏称为“一译”)蔡氏的论述可与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逊的翻译三分法(语际翻译、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做以对比，充满哲理性，对我国的译学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国维的话，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走科举之路，后因甲午战败，转学西学。
1898年进《时务报》做校对，后受罗振玉资助到日本留学。1907年罗又举荐到京任职。
辛亥革命后随罗氏留亡日本，1916年回国，后入清华园从事研究工作，1927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
王国维的学术视野非常广泛，在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建树，对于中国近代译学也过突出贡献。
1905年4月，王国维在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论文《论新学语之输入》，最早从思想方法比想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形容翻译。他在文章中开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最着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阳。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惟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
中国人偏于实际通俗，帮不善于逻辑思维和语文文法，不善于分类和抽象;西方人过于抽象，“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
由于不同的思维特点和方法，王氏指出:“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吴独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面对不断涌入的西学观念，日本所造西语之汉文也以侵略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
王氏对日本译名采取了实是求是的态度。日人之定名，亦非敬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用日人之译名可以免去重新创造之麻烦，而且便于两面三刀国学术交流。
像是1970年10月至12月，王氏还在上述杂志发表了《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后被重刊于《学衡》第43期针对章氏屈意改造原文中的名词迎合英国读者的做法，王国维认为翻译哲理性伤品(如《中庸》)要注意概念要严密性，要忠于古人”。
他指出辜氏翻译有两大弊病，一是“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前病失于古书之意义;而后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
“吾从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减，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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