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像是到了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我国译者以徐光启、李之藻、杨迁筠、王徵、以及冯应京、李天经、瞿式耜等人，前三人被耶酥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
徐光启自是不必多说，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是明末的一位大人物，字子先，号玄扈，死后谥文定，上海吴淞人，是着名的科学家，对天文、地理、农业、军事都有研究，他的《农政全书》被认为明末发挥决定作用的着作。
而且他还受利玛窦影响，加入了天主教会。
也正是在明朝末年的复杂政治形势下，筑就了充满忧患意识的徐光启的独特科学视野，走上了一条科技强国的道路。
像是在1600年春，他在南京与利玛窦相晤，认为利氏是“海内博务通达君子”。
为了科学兴国，振兴大明，他选择了与利氏等传教士合作，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翻译他们携来的科学书籍，“以裨益民用”。
而他所翻译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当数他与利氏合作的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编诠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真的算是为我国的数学宝库添一明珠。
他还着有《几何原本杂议》，主持并参译《崇祯历书》，与西人合译《大测》、《测量法义》等数学作品，以及天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多种着作。
此外不至于此，除了科技方面，他还译过许多西方哲学作品。
例如1624年他曾参与〈灵言蠡勺〉的翻译。
史学家陈垣认为该书“博辩奥衍，玄妙新奇”，“说理最精，亦最难译”。
徐光启从事科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想在当时开展一个以科学化为内容的学术运动，来推进我国的科学发展，所以他的翻译都强调“实用”。
因此陈福康将他的翻译思想总结为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反复强调“此书为用之广，在此时尤所急需”。
在科学研究中，他首先重视西方数学的严密，理论和逻辑体系，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环节—“度数之学”的功用和地位。
他说，科学家掌握了“度数之学”，犹如工的掌握斧斤寻尺“，就能够“明理辩义，立法着数”，迈进科学的大门，从而“渐次推广，更有千百有用之学出焉”。
所以他的翻译立足于度数之学，渐而至天文、地理、军事等等十个“旁通”。
而徐的翻译思想精华还在于他对翻译功能的深刻认识。
像是在崇祯四年正月的时候，他在奏呈《历节总目表》中指出:翻译西书宜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
在此呈奏中，他还讲到:“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可见翻译不仅仅是沟通文化间有互的语言之媒，而且从政法意义上讲能够传授科学思想和致胜法宝，有助于弱小民族的强盛。
是以包括到了后面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依然强调西书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度”，将翻译与富国强民的大事业联系起来。
至于李之藻的话，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字我存，又字振之，号凉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他同样是明代的天文学家，而且同样与利玛窦交情匪浅，在利玛窦留居北京期间，李之藻曾与其交往密切，共同钻研西方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
他与利氏等人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寰有诠》、《名理探》等，并且和徐光启一样，受利氏规劝，受洗礼加入了天主教会。
并且需要说明，李之藻译书选择仔细斟酌，不落俗套，选外国独有，以利“吏治民生”。
他曾和利氏合作翻译《同文算指》一书，内容是西方初等数学知识，徐光启为该书作序中说:“此书所述”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
到了1613年，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他翻译此书不仅是“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以昭九译同之之盛”。
更是“喜其便与日用”，为了“吏制民生，阴受其蔽”。
可见，李之藻同样是位有远见卓识视野开阔的科学家，对于翻译的社会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别是1629年由徐光启领头编译西洋历法着作，修订明朝《大统历》，李之藻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为这本历法的编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泽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庞迪峨、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
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因此，他强烈呼吁崇祯帝修改历法:“当此历法差谬，正宜备译广参，以求至当。即使远在海外，尚当旁求博访;矢引其献琛求宾，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机会，使日后抱遗书之叹哉～”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除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测量、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地理、医理、几何原本等等科学书籍都值得翻译，他曾说:“上述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特别是李之藻还认为翻译能开视界，明万物，像是他晚年与傅泛际合译的《名理探》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着。
其说理之深奥，辞文之妙，“往往会读者忘其为译”。
徐宗泽评说“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
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严肃态度以及翻译醒神明智的深刻见解。
还有1607年李氏在“万历疆国叶洽之岁”为利玛窦重刻《天主实义》写的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成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历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由此可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类交流的共同基础。
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