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店里，李小鱼也读书看报，看着一份其他武举生买来的“小报”，他是显得很无奈，感觉哭笑不得。
因为一觉醒来，他没想到自己和那群文举生邀约比试诗词的事情，竟然会闹的如此轰动，好像整个汴梁城的人都知道了般，都见了报了。
而且是头版头条，就见这家无良小报以加大加粗的字眼，在报上写着类似‘震惊，一武举生竟然和文举生比试诗词，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等博眼球的字眼，让得他是欲哭无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而且更过分的是，因为这些无良“小报”的过分渲染，搞的他现在是连门都不敢出了，因为此刻外面围满了各种密探，也就是狗仔，想来采访他，获取第一手的资料，问问他为什么这么不自量力，要和文举生比试诗词，是脑袋被门夹了吗？还是受什么刺激了。
这让得李小鱼既郁闷又气愤之下，是连连挥手，让鲁达贾斯文等家伙，将这些无良的狗仔全都给打出们去，这才稍稍好受了点。
是坐在客店的大厅里，思考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名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啊，虽然这件事的确挺让人匪夷所思的，但也不至于闹的这么大吧。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似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让得每家无良“小报”都以头版头条来报道，所以影响力无与伦比，顷刻间满城皆知。
可以料想，要不了多久，就不仅是满城皆知，而是举国皆知了。
所以让得他是直接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那就是他必须胜，不然，要是输了的话，那可就是在整个大宋人民面前丢人了，他以后就算是考中武状元也没卵用，会被所有人嘲笑死的。
说诶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傻逼，竟然不自量力的和文举生老爷们比试诗词，然后输了，哈哈哈哈，还考武状元，真特么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傻逼啊，简直玛德制杖，八成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当然，要是胜了的话，那也就会顷刻间在举国百姓面前露脸，所有人又会议论纷纷的说。
诶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叫王华的家伙，可厉害了，虽然他是一个武举生，可竟然敢和那群文举生比试诗词呢，而且还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还考中了武状元，真厉害，简直文武双全，是古往今来了不得的人物，我辈楷模啊，厉害的不要不要的。
因此，这场比试在这些无良小报的推波助澜下，转瞬之间就成为了双刃剑一般的事情，要么颜面扫地，成为所有人耻笑的对象，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要么名声鹊起，踩着那群文举生的脸往上爬，成为所有人震惊羡慕的目标，真的是很为难啊。
这自然也让得李小鱼开始心中忐忑起来，也极度紧张起来，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毕竟这就相当于逼他站在了悬崖边上，要么生，要么死。
所以，深吸了一口气后，将手中的无良“小报”随手扔掉，为了缓解心中的紧张情绪，他是准备做点什么。
是抬起头来左右看了看，发现此时因为是上午，客店里还比较冷清。
而且鲁达和贾斯文包括其他武举生等人，也知道事关重大，怕打扰李小鱼的状态，所以都没来找他开玩笑，而是让他一个人在那安心准备着。
因此，左右看了看，李小鱼并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是显得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正准备会房间将自己记得的那些名词名诗抄写一遍，免得到时忘了。
也正在此时，忽然，他是看到客店的门外走进来了一小孩，约莫十来岁的样子，背着一个小竹筐，框里面装的好像是橘子，而且不是普通的橘子，是专门挑选出来的，每个都个头挺大，色气也正，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另一只手则拿着一个竹筒，里面是竹签，显得有些紧张忐忑的样子，朝屋里走来，小心翼翼的朝左右看了看，欲言又止。
李小鱼一见就恍然了，知道这是这个世界一种独特的做生意的手段，这小孩是卖橘子的，不过他不是普通的卖，而是靠抽签。
所谓的抽签，就是你说多少点，在他那小竹筒里抽，要是抽中了，就可以白吃，要是抽不中，则就要给钱，当然，钱也不多，主要是看运气。
虽然这里面可以捣鬼，不过看这小孩年纪不大，而且一脸实诚，好像是刚做生意不久的样子，面色还有些生嫩，显得有些拘谨和不好意思，李小鱼就觉得他捣鬼的可能性应该不大，还是挺本分的。
当然，这么小的年纪本应该是在学堂里读书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来做生意，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当然，在这个时代做生意其实也不丢人，商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并不受歧视。
虽然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但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而且子贡因为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孔子也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还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只不过到后来，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但其实这一传统是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
如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包括汉朝立国后，“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唐朝也“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
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
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唯独此时的宋朝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当然，不是说全无歧视，但总的来说，商业环境最为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