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抢时间，杨锐就在斯德哥尔摩警局的一间会议室里，开始了瑞典pcR实验室的里程。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间专业用于警方侦破案件的pcR实验室，未来的教科书里应当会有所记录。
休斯顿等教授，不管愿意不愿意的，也都得陪着杨锐在这间临时实验室里工作。
他们也能想到实验室的意义，事实上，当第一批dNA鉴定完成，众人看着杨锐在一封封的鉴定书上签字的时候，全都意识到了这间实验室的意义。
“我们会将他们全部逮回来的。”阿克曼警官等着杨锐全部落笔，信誓旦旦的说。
杨锐点点头，道：“请警官们注意安全，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呢，别把时间浪费在其他事情上面。”
“我们明白的，谢谢杨先生。”阿克曼的语气尊敬无比，就他们现在拿到的名单，破获的旧案的数量已经比一个警察局整月破获的还要多了。
黄金时期的破案率是难以想象的。
想想也能理解，对于86年的世界，或者说，对于86年的罪犯来说，通过pcR做的dNA鉴定，简直是堪比UFo的黑科技。
实际上，比UFo还要黑科技。
UFo除了是“圆形”这一点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之外，其他部分都不太难懂，见过飞机的普通人都不会觉得奇怪。但是，dNA鉴定是什么鬼？pcR又是怎么回事？如今全世界就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罪犯们更是如此。
谁能想到，当你在夜深人静之时，蹑手蹑脚的潜入几个月前潜入的博物馆，手上戴着方便活动的手套，脚上穿着软底消声的胶鞋，好容易将名画偷走，出卖你的竟然是一根头发？
简直是荒谬。
即使有需要比较的麻烦在里面，dNA鉴定依旧会在开发之初发放异彩，就是进口100个福尔摩斯，对于瑞典的帮助，也不会有一台pcR机来的有价值。
“以后的生物学的学生，只要学到pcR，就得知道杨锐先生的名字了。”休斯顿半是恭维，半是羡慕。
“学到dNA的学生，也得知道杨锐先生的名字。”旁边的学者赞同的道：“我们以后给学生讲pcR的应用，讲dNA的应用，大概都少不了介绍杨锐先生的工作了。
“介绍我的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吧。”杨锐笑呵呵的将他们的埋怨给塞了回去。
开创世界上第一间警务pcR实验室的名头，也只有与杨锐的pcR创始人的身份并列起来，才有名留青史的可能。单单将这个荣誉交给休斯顿他们，是没有这种价值的。
再者说，杨锐也没有交出的必要。
他们只是想要一间pcR实验室而已，不管是向瑞典警方提供帮助，还是让斯德哥尔摩警局花大价钱建立实验室，依赖的都是杨锐的面子。
换言之，是杨锐数年的学术生涯和社会工作，积累出来的名望，以及他在瑞典期间的操作，才有可能建立起这间实验室，杨锐答应后续将实验室交给斯德哥尔摩大学运营就不错了，开创者的位置，他们是没有资格拿的。
而这份开创者的声望，大约又能刷出不小的成就了。
休斯顿等人之前还有点意识不到，杨锐却是知之甚深。
放在二三十年后，哪个案子没有点dNA证据，公诉方都得坐立不安。
这样的成果，说不定真的就留在教科书上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留在教科书上，差不多就等于名留青史了。不管是作家也好，自然科学学者也罢，谁能在教科书上有一笔，有一段，甚至有一章，那都是相当困难的。许多国家的教科书并不统一，但是，能上教科书的，反反复复其实就是那么多人，超脱不到哪里去。
社会媒体和专业著作的档次就低了，社会媒体的记录价值微弱，专业媒体的纪录往往局限于专业领域，都是算不得青史的。
而在此之下，其实还有第三个档次，通常是附着于物的人名，比如某某建筑的设计师，某某雕塑的创作者，某某事件的发起者。当然，鲁班、罗丹或者陈胜吴广又是另一个阶层了。
对于学者们来说，将名字留在教科书上，不仅有名气上的考虑，更有现实主义的考虑。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能在活着的时候上教科书的，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了，比如经费，比如地位，比如自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