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依我朝律法该当如何呢？两位熟谙律法，应该知道，那时，不论是嫡母、继母、还是慈母，作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约束，也不再履行为尊者讳的义务，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
父亲也是尊长，母亲也是尊长，何以如此呢？因为同为亲情，父亲重于母亲，所以，于孝行之中，又加了尊卑的考量，父亲之亲尊于母亲之亲，因此母杀父，则应当举告。张右监、唐御史，本官说的对么？”
张谭和唐众犹豫了一下，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本朝律法如此，他们也辩驳不得。
周澈又道：“我大汉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若打伤对方，比照普通殴伤罪减一等处治。某想请教两位，他人殴打了自己的父祖，自有官府衙门可以惩办啊，告到官府不就行了，为何律法规定子孙应该马上还击解救尊长呢？”
唐众道：“这是因为做子孙的，有对尊长尽孝道的义务。眼看尊长被殴打，却不施救，只等事后举告到官府，这为人子女的孝道何在？若因有官府庇护而放弃孝道伦理，难道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道德吗？不过…”
唐众皱了皱眉，道：“不过这与你我所议有何关系？常威救父，我御史台本就认为理所应当。只不过，救父固然是出于孝道，当时却非一定要杀人才能救父。杀人就是违法，救父乃是行孝，所以御史台取折衷之策，建议减刑，有何不对？”
说到这里，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廷尉府丢在了一边。本来是死罪、减刑、无罪这样三个话题，在周澈巧妙地诱导下，已经把死罪抛到了一边，变成减刑和无罪之争了。
周澈道：“我举此例是想说明，律法是人设立的，所以它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一些设立律法的时候不曾想到的问题，当律法明显有悖于道德伦理甚至情理的时候，一味坚持法律是很荒谬的，这么做甚至是背离了设立法令的初衷。”
张谭冷笑道：“任你口才了得，不过是想为常威免罪罢了！礼法二事，王教大端。周司刑，这桩杀人案，若据礼经而放人，则律法形同虚设！若依律法，则杀人者当死！礼与法，皆为王道，你如何取舍呢？”
唐众一听，赶紧推销自己的减罪论，接口道：“所以说啊，常威不救父，则有悖孝道。为了救父而杀人，则手段过激，若不惩处，来日必有人恃礼教而犯国法。我御史台主张轻判，即彰扬了孝道，又使人不敢轻易违法！”
周澈道：“唐御史谬也，张右监更是大谬。为什么这么说呢？盖因律法与礼教之上，尚有大义与小义之权衡。比如说，我大汉律规定，有人犯罪，你若知而不告，便是有罪！但是犯罪者是你的祖父母或父母时，你告了反而是有罪了，这就是因为涉及孝道。
看见外人犯罪，你不告有罪。看见你的祖父母或父母犯罪，你告了有罪，要判你绞刑的；然而，若是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犯的是谋反大罪时，规定又是一变，这时候告了无罪，不告则有罪了，何以如此？”
周澈扫了他们一眼，咄咄逼人地道：“为什么同样是祖父母、父母犯罪，前者告了你有罪，因为你不孝。后者不告你有罪？因为这是谋反！谋反，受害者是千家万户，所以你一家一姓的孝，要服从天下人的公益。
可见，律法与道德伦理产生抵触的时候。一般要迁就于道德伦理。可是这个范围只限于一家一姓之间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如果犯人的罪行损及天下人如谋反大罪，则律法要置于孝道之上，纵是子女也该告他。
综上所述，法也好，道也好。运用存乎一心。全看它对天下人的作用如何。常威救父心切，错手杀人，不是故意行凶，他是为了行孝，所损及者只是王逸一人。被杀者又做了些什么呢？
这个王逸见色起意，设赌为局，逼死常陈氏。常氏一家，常威的祖母、父亲、母亲皆因王逸一人而受害，其人作为。伤天害理！威因行孝而致其死亡，应该得到宽宥，如此，彰行的不止是常威的孝道，也是维护天下人的公义！”
张谭晒然道：“如此说来，那窦氏老妪打死儿媳。也当免罪了。这不是孝道吗！”
周澈正色道：“这不是孝道！常陈氏与这老妇比起来年轻力壮，可是这老妇将她活活打死，她可曾反抗过？她已经尽了孝道。常陈氏被打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可曾举告？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也尽了孝道。
举告者何人？坊间百姓是也！窦氏老妇刁蛮冷厉，明明是奸人作祟，儿子品行低劣。却无端迁怒于贞淑温良的儿媳，将她活活打死，激起众怒，由坊间百姓告至里长、游缴处。再由游缴告至洛阳府，这是义，天下之义！”
周澈说到这里，提起丹田之气，将他的结案陈词最后一句远远地送了出去，便是散布在抄手游廊里的衙差公吏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法律若不能鼓励道德行为就不是善法，法治若不能鼓励道德行为就不是善治！据此，本官以为，常威无罪！”
张谭沉声道：“我廷尉府反对！”
唐众也勃然道：“我御史台反对！”
“那就没办法了！”周澈把手一摊说道：“既然咱们各执己见，这三堂会审看来也是没有结论了。那就…具事陈奏，呈尚书台、三公府，由诸公们和圣上定夺！”
“哐啷啷…天空中适时响起一声夏雷，为周澈这句话，打上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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