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戈维亚是巴里亚里多德与马德里之间一座已经有新年代的城镇。
这里有一条虽然并不宽广，却因为地势原因颇为湍急的河流。
正因为这样，任何人要想前往马德里，都必须经过塞戈维亚的渡口，否则不论向东还是向西，都必须绕上一段很远的路才能找到渡河的地方。
斐迪南认为逃亡者们不大会冒险绕远，因为那样不但耽误时间，而且路上很可能会遭遇到种种意外。
他们唯一最快的途径就是经由塞戈维亚渡口过河。
甚至可以这样说，一旦他们从塞戈维亚渡口过了河，就差不多已经摆脱了斐迪南的控制，只凭这一点，他们就很可能要从塞戈维亚渡口逃掉。
但是让斐迪南意外的是，他派出的部队一直追到塞戈维亚渡口都没有再听说关于逃亡者们的下落，而从塞戈维亚渡口的人那里打听到的结果，则是可以肯定没有见过这样几个人。
搜索队不得不在巴里亚里多德与塞戈维亚之间的各条道路上来回巡视，以期发现逃亡者们的下落。
他们每到一处地方他们都会严格搜查，在路上更是搜遍了遇到的所有可疑的旅行者、
但是他们始终一无所获，在匆匆离去后，只给当地人留下满心的疑惑和忐忑不安。
在巴里亚里多德，斐迪南唯一后悔的就是之前为了扩大影响，邀请了那么多的贵族参加净化仪式。
尽管下令严密封锁消息，但不到半天的时间，可怕的流言已经传遍全城。
更让斐迪南无比愤怒的是，已经有人公开怀疑胡安娜夫妻很可能已经投奔了马德里。
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知道马德里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谁就在马德里。
而斐迪南派兵向马德里方向追杀的举动，更是无形中证明了这个猜测。
巴利亚里多德，震动了。
斐迪南感觉到了危险，他下令让从阿拉贡调动来的军队接管了整个王宫的守卫，一时间巴里亚里多德王宫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当夜色来临时，斐迪南登上了皇宫很高的塔楼。
他看到了外面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无比的城市，那是大群走上街道的巴里亚里多德人手中点燃的蜡烛和火把。
民众在为他们的女王祈祷，也在用这种方式向斐迪南表示愤怒。
这一刻，斐迪南觉得自己完全陷入了困境之中。
第一次，他心里产生了逃离这座城市和国家的念头。
亚历山大清晨起来的时候突然觉得心情异常的好。
他也说不清这是因为什么，但是似乎有什么好事就要降临的预感从睁开眼就是那么强烈。
一天前，一只由南方赶来的军队到达了马德里附近的郊外，这支军队之前曾经短暂的“拜访”了托雷多，然后从大主教那里得到了一面有着黄色底面的旗帜。
这支军队是由卡斯蒂利亚和西西里人共同组建的，按照唐·德克利亚尔骑士的说法，这样可以让这次行动显得“符合规矩”。
带领军队的是一个卡斯蒂利亚将领，这是不容讨论的，不过西西里人也派出了他们的将军作为所谓副将。
因为是骑兵，而且是在国内行军，完全用担心补给的这支军队从安达卢西亚出发后一路向北，目的地是旧都托雷多。
这支军队一路走来多少引起了少许的恐慌，卡斯蒂利亚人诧异的发现突然有一只外国军队踏入了自己的国土，可和他们一起行军的又偏偏是自己国家的士兵。
这样的疑惑从南到北开始扩散开来，这样一来，即便是那些消息闭塞的地方也开始知道这个王国似乎正在发生着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唐·班德拉兹也是在这支军队到达的那一天，正式向亚历山大提出了辞呈。
辞职的理由是这个任命虽然最初来自伊莎贝拉女王，而后又被胡安娜所认可，但鉴于后者的任命是受到了斐迪南的“胁迫”，所以被自动认为非法。
因此，不论是唐·班德拉兹本人，还是马德里的众贵族与广大民众，都认为此一任命已经不合时宜，因此自行请求予以辞任。
亚历山大很痛快的接受了唐·班德拉兹的辞职，不过随即，几乎就是在左手接过了辞呈之后右手就把新的任命递给了这位马德里前市长。
任命书上是这样写的：“兹任命胡安·费尔南多·唐·班德拉兹为马德里市长，愿上帝庇护其灵魂不受腐蚀，忠诚而又勤勉，正直而又廉洁，以此报答乔迩·莫迪洛·阿斯塔玛拉殿下之信任……”
等等，等等，等等。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把戏未免有些滑稽，但不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唐·班德拉兹，还有所有参与者都很认真的履行了整个过程。
新市长自然有新气象，唐·班德拉兹上任后第1件事儿就是下令废除了伊莎贝拉时代制定的所谓“南税”。
南税是伊莎贝拉时代的特有产物，或者说是伊莎贝拉当初为了巩固统治而创造的一个颇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即便是在摩尔人统治时期，因为地理的优势，卡斯蒂利亚南方也要比北方富庶很多，特别是随着新殖民地的开拓，这种南北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
早早看到的这种可能会造成巨大矛盾危机的伊莎贝拉因此建立了南税制度，规定凡是由南方来的货物贩卖的北方需要加征半成到一成的额外税收。
伊莎贝拉初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平衡南北差异，更大的目的则是为了逐渐削弱南方贵族们的实力。
而在亚历山大看来，她的手段虽然有些过于简单粗暴，其实说起来倒也并非一无可取。
甚至如果让他总结的话，亚历山大觉得伊莎贝拉的手段虽然原始，可已经多少似乎有了宏观调控的痕迹。
对此，亚历山大其实是很佩服伊莎贝拉的远见卓识的，只是限于如今知识，她把一个原本可以做的更好的措施变成了恶政。
这当然引起了商人们的不满，特别是那些与南方往来密切的商会，对南税可说是深恶痛绝。
所以当听说市长大人又上任之后立刻取消了南税，于是马德里的商人们不由欢呼雀跃，在高喊着市长大人万岁之后，一些聪明而且消息灵通的很快就开始喊起“公爵殿下万岁”的口号了。
而听到外面这时隐时现欢呼的亚历山大，正在看由信使送来的箬莎的信。
“我知道前途十分艰难，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行军是很危险的，我们不知道路边的那些面露敌意的民众是否会突然对我们发起袭击，而且如果不采取强硬手段，我们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给，所以我下令采取了些粗暴甚至野蛮的手段，以保证我们的军队能迅速向北进军。”
亚历山大看着信不由轻轻点头，在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只真正纪律严明的军队，或者说环境也根本不允许这样一支军队的存在。
适当的抢劫和掠夺战利品是维持军队战斗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至于荣誉与信仰，以及对国王的忠诚和国家的奉献，这些现在即便是在罗马忒西亚和西西里军队中，也只能是做为长期培养灌输，以期在将来发挥重要作用的希望而已。
所以箬莎在描述自己军队的那些野蛮举动时并没有太多的负罪感，或者说她在乎的只是亚历山大对这种行为怎么看。
毕竟亚历山大是将来的卡斯蒂利亚国王，所以无论于公于私，箬莎都必须得到他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