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职调查，这就是合规工作的一部分。
在参观和欣赏总行新办公大楼之际，梓涵也在暗自发愁：这上市前的尽职调查工作可怎么开展啊？
此时，延兵参加的总行党校学习刚刚开始，这是关于一把手任职的系统内培训，既不能请假，更不能逃课，每天的考勤纪律十分严格。所以，他不可能过来参加总行这个会议，也不可能领导今后的尽职调查工作，也就是说，这个担子全部落在了梓涵的肩上。
之前，梓涵根本就没有关注总行的相关工作安排。实际上，总行早就开过吹风会了，只是因为他没有关心过这项工作，所以他一无所知。
或许，也因为分工不同所导致：省行法律处的分工，梓涵负责所有的法律事务，延兵负责合规工作。
住宿酒店后，梓涵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论文，可是，搜肠刮肚，看那些收集的期刊杂志的东西，似乎遇到了写作瓶颈。
正在京城工作的王思哲，听说梓涵过来开会，到酒店找到梓涵，递给他一个光盘：听你说在写论文，我把清华有关的论文，和一些期刊杂志方面涉及与论文有关的资料，帮你拷到这张光盘上了，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
王思哲参加总行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MBA班，由于这个原因，就在京城的分行人事处工作，属于借调人员，工作之余去清华上课，这样兼顾工作和学业。这个时候，他的论文也没有完成，梓涵和他交流了一些交大的信息。由于论文的要求，以及两所大学的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他们彼此都觉得对方的资料对自己帮助很大。
至于王思哲是否看得上交大管理学院这些论文和资料的水平不得而知，梓涵对于清华管理学院的这些资料非常喜欢。
王思哲给梓涵的资料之中，还有几位博士论文资料，这些东西开拓了梓涵的视野，并对他突破论文写作瓶颈，起到了醍醐灌顶的“顿悟”作用。
王思哲此时师从清华管理学院的杨斌，作为时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的他，研究方向是组织行为学与领导力，对于王思哲的指导和帮助肯定是非常大的。
平台的不同，一定会影响人的眼界，眼界的开阔与否，将决定人的格局。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厚积薄发的后起之秀，一定会有惊人之举。
已经是副处长的梓涵，又以代理一把手的身份参加总行的全国性会议，似乎一种踌躇满志的样子，在根本不了解王思哲此时的工作和学习现状的情况下，神侃交大对于毕业论文的要求：字数要求在六万字以上，必须要有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学习方法建立模型。
这言外之意就是，交大在系统工程方面因为有汪应洛院士，所以很牛，而梓涵的导师又是汪应洛老师的弟子，似乎梓涵也可以牛逼一回。
然并卵。
梓涵实实在在地成了一回“井底之蛙”，恐怕这也注定了他今后的道路（就是他的事业之路），恐怕很难走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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