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就
魏徵在贞观年间为唐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在史书编纂方面。自贞观三年（629年）起，他奉命总撰唐初八史中的五部——《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其中《隋书》由他主修，并亲自撰写了序论和《经籍志》。魏徵的修史工作不仅力求“直笔”，即保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对各史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和改进，以确保其内容简明而准确。最终，在贞观十年（636年），这几部史书得以完成，并获得了“时称良史”的美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书》中的《经籍志》是魏徵亲撰，它正式采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首次将史部作为一个大类独立出来，这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提升了史书的地位。除了修史，魏徵还致力于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鉴于隋末图籍散失严重，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通过设置专门的人员进行校对和抄写，几年后秘阁的图书收藏变得完备，这对于书籍和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另外，魏徵根据李世民的要求，整理历代君王治国方略资料，从五帝到晋代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书中提炼精华，于贞观五年（631年）完成了《群书治要》五十卷。这部书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评价，并被赐予诸王，以便他们从中学习治国之道。由于魏徵编撰此书时参考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籍，《群书治要》成为了解这些散佚文献的重要窗口。
在礼仪制度方面，魏徵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撰成了《大唐仪礼》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的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他还编成了《类礼》二十卷，重新整理了《礼记》的内容，使之更加条理清晰，受到李世民的高度赞扬。
此外，魏徵还有其他着作如《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以及与高士廉等共同撰成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尽管部分作品已经失传，但魏徵留下的丰富着作为研究唐代历史和政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直言敢谏一样，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文学创作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一位重要谏臣，其文学创作紧密围绕政治主题展开。尽管他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有限，《全唐诗》和《全唐文》中收录的他的作品却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素养，并且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全唐诗》中，魏徵有34首诗歌被收录，其中大部分是祭祀乐歌，共30首。根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奉诏与褚亮、虞世南等人共同为宫廷仪式创作了这些乐章。这些乐歌主要用于朝廷的重要祭祀活动，它们以素雅庄重的语言表达对神灵的敬意，营造出庄严的氛围。例如，《舒和》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则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大多为四言八句，这些乐歌不仅体现了魏徵的文学才华，也成为了研究唐代祭祀礼仪的重要资料。
魏徵的文风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浮华风格，而更强调实质内容。例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一诗描绘了贞观时期朝廷和社会的繁荣景象，反映了新王朝的活力与生机，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愿意为国效力的决心。又如《述怀》这首诗，回顾了自己从侍奉李密到加入李唐的经历，表达了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魏徵的作品通常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志向或叙述个人经历，而不是无病呻吟。
总的来说，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即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反对过于追求辞藻华丽但缺乏深度的文风。这种态度对于矫正初唐时期专尚骈俪（即对偶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的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良好的示范。魏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倡导朴实文风、回归文章本质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评价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关键人物，其忠诚、直言不讳的谏诤精神以及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高度评价。李世民多次公开赞赏魏徵，认为他不仅在贞观之前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贞观之后更是尽心竭力，以忠正之言匡扶自己的过失，使国家安定繁荣，边境安宁，年丰时和。李世民将魏徵视为自己的一面明镜，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并因魏徵的逝世而痛失了一位能够指出自己错误的重要辅佐。
除了唐太宗李世民之外，其他历史人物也对魏徵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