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字为善，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出生于贞观二年（628年）。在一系列宫廷变故之后，包括原太子李承乾被废黜和魏王李泰失去继位资格后，李治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随后，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随着太宗李世民的离世，李治顺利继承了帝位，成为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高宗李治登基之初，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掌朝政，李治对二人尊崇有加，恭敬自谦，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 年），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立为后。显庆二年（657 年），定都洛阳，名曰“东都”，通过迁都就粮之策解决粮食问题。
辅政大臣相继离世后，李治刚愎自用，拒纳谏言，“朝野上下皆对进言讳莫如深，无人敢忤逆上意直抒己见”，以致忠臣良将忧心忡忡，奸佞之徒得势，史称“先贤而后愚废”；同时，大肆兴建土木，徭役繁重，致使“万民厌恶劳役，怨声载道”，“天下人无不失望”。显庆五年（660 年）起，李治时常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务，遂让武后参与政事。
李治在位期间，先后剿灭西突厥（657 年）、百济（660 年）、高句丽（668 年），使唐朝疆域扩至最大。然而，自咸亨元年（670 年）起，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缩小；同时在与新罗的战争中失利，失去朝鲜半岛；又因听信谗言杀害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致使东突厥叛离唐朝，建立后突厥汗国，连年侵扰唐朝边境。
仁孝立储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日（628年7月21日）李治出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
高宗李治从小聪明伶俐，性格温和仁慈，与兄弟们相处和睦。他最早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有一次，唐太宗问他，《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回答说：“孝道最为重要，从小侍奉父母，长大后忠于君王，最终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在朝堂上为国尽忠，回到家中则思考如何纠正君主的错误，帮助其改正。”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称赞道：“如果你能照此行事，一定能很好地侍奉父兄，做一个好臣子。”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时，晋王李治才九岁。他对母亲的哀思感动了身边的人，唐太宗多次安慰他，从此对他特别宠爱。不久后，李治被任命为了右武侯大将军。
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陷入了储位争夺的风波。太子李承乾为了对抗受到宠爱的四弟魏王李泰，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驸马杜荷及侯君集等人密谋发动政变，但计划泄露，导致李承乾被废除太子身份。原本唐太宗有意立李泰为新的继承人，李泰甚至承诺将来会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晋王李治，并用此来威胁与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的李治。
随着事态的演变，李治向唐太宗李世民禀报了来自李泰方面的压力与威胁，而被废黜的原太子李承乾也坦白，他的叛乱之举源于对李泰觊觎储君之位的深切忧虑。这些接连不断的事件让唐太宗深刻认识到皇子们争夺皇位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痛心。
在一次于两仪殿召开的朝会上，面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朝廷重臣，唐太宗表达了他的沉重心情，说道动情处，甚至想拔剑自刎。长孙无忌等大臣连忙上前劝阻。并一致认为，应选择性格温和且忠诚可靠的晋王李治为新的储君，以此来稳定朝局，避免进一步的纷争。这一建议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宣布李治为皇太子，并经常让李治陪同自己上朝，参与决策过程，以此锻炼他的领导能力。唐太宗多次公开表扬李治的能力，显示出对这位新任太子的信心和支持。
即位之初的举措
在唐太宗统治末期，辽东战役的开展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的繁荣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高宗李治于650年正式登基，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尤其是在永徽四年（653年），江浙地区爆发了由陈硕真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标志着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再度激化。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并巩固政权，刚刚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实施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和提升朝廷形象的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终止了在辽东的军事行动，及时停止了多项大型土木工程建设项目。这些决策不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对民间劳动力的过度征用，从而赢得了民心，并为新朝代奠定了稳定的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治展示了他对内政的关注和对人民福祉的重视，彰显了一位明君的智慧与决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勤勉政务应对挑战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时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习惯，改为每日举行早朝。这一改变不仅象征着他决心以更加勤勉的态度处理政务，也体现了他积极应对国家挑战、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坚定意志。通过每日与大臣们会面，李治能够更及时地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安抚民心，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此举向朝廷内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皇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勤政爱民的理念，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维护稳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袭了太宗时期的政策，继续重用如李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资深重臣。这些老臣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撑朝廷稳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续了太宗时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现贞观之治的政治清明与高效。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唐高宗在恢复并维持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体系，以此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重现昔日盛世的辉煌。
归还土地和房产赢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项重要诏令，决定将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归还给原主。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致力于纠正过往不当行为、恢复社会公正的决心。通过归还土地和房产，李治不仅希望能够补偿受影响的民众，也意在重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此举赢得了民心，展现了新君主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善于识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识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贤能之士至重要岗位。诸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内获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韦思谦这样曾遭受褚遂良打压的人才，以及杜正伦这样在太宗时期未获充分重视的贤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这些任命，李治不仅展示了他广纳贤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显了他对公正与能力的高度尊重。此举不仅充实了朝廷的人才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对《贞观律》的修订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长孙无忌等大臣对太宗时期的《贞观律》进行了修订，编撰并发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议》。新文本里不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条文，还引入了新的规定，从而使法律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这部法律不仅成为高宗时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据，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顶尖成就，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法律思想和实践的最佳水平。这次对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跟上时代的变化。
同时，唐高宗还加大了在社会上对法律教育的宣传力度，希望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经过细致的调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让每条法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助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为民众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生活环境。
改革振兴科举制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重新振兴了科举制度，并在其统治期间显着扩大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规模。这一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显着增加，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举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
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依旧依赖于世袭特权或从低级胥吏晋升上来。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资格升迁为正式官员的胥吏数量达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数仅有22人。这反映出虽然科举制度正在逐步改变官员选拔的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传统路径依然是多数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与推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流动性，也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官僚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变革仍需时日才能全面实现。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早期，大唐王朝达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峰。那时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们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规，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商业频繁，市场热闹非凡，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段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这些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如同春风般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关怀和支持。受到鼓舞的农民们充满了干劲，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增强了农民的生活信心，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武则天回宫
在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他便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后，依照宫廷惯例，武氏入感业寺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纪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时，再次遇到了武氏，两人重逢并表达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