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州叛乱，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正月，沂州（今山东LY）盗贼何九郎谋划打劫利国监，与此同时，阚温、秦平等奸猾之人与何九郎遥相呼应，转战于沂、兖（今山东曲阜东南）二州之间。官军对此无可奈何，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苏轼大胆起用犯人家属程棐。原来，程棐的弟弟程岳豪侠勇健，精通武艺，因与李逢一道谋反，被配隶桂州（今广西桂林）牢城。程棐极愿立功受奖，以使程岳早日被释放。苏轼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派人将程棐接来，告诉他为国效力；并许愿说如果捕获了何九郎、郭进等人，其弟程岳即可释放。七月，程朵派人给苏轼报信说捕获妖贼郭进等人，为此苏轼专门给宋神宗上了两道奏折，建议奖励程棐，释放其弟程岳。苏轼以为在徐、沂等地，象程棐、程岳这样勇敢善战的人颇多，官府如果不安抚他们，让他们去捕捉盗贼，恐怕这些人会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官府的统治，同时建议宋神宗将京东路地区的土豪组织起来，防御盗贼等等。宋神宗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提拔沂州承县（今山东枣庄东南）县尉师谔为左班殿直，赏钱一千贯，沂州民程棐、傅晖为右班殿直，其他一些人也给了不同程度的奖赏。
元丰二年初，梅司回到杭州钱塘。三月，在曾子固的推荐下，出任湖州文字从议郎（这是我编的，有时间修订的时候再改吧）。同年，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四月二十日到任。时官员到任地方，都要给皇帝上表表示感谢。
苏轼的谢表到达朝廷后一个月，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上书谓苏轼谢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辞，并声称苏轼的这些文字已在全国传阅，自己是从已刊印后在市上卖的苏轼文稿中摘录递呈宋神宗的。其后御史舒亶也上书攻击苏轼，谓苏轼的谢表是讥讽时政之作，士大夫争相传诵，并进一步指出苏轼在谢表中诽谤宋神宗，牵强附会将苏轼的谢表加以修改，于是苏轼诽谤君主便是人赃俱在了，从而激怒了宋神宗，达到了陷害苏轼，“大不敬”的罪名的目的，紧接着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盖棺定论，攻击苏轼不学无术，浪得虚名，其实是一个阴险的家伙，他还列出应该罢黜苏轼的四条理由。于是宋神宗下令将这些人的意见下达御吏台，审理后迅速上报皇帝。
于是宋神宗委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捉拿苏轼归案。皇甫遵虽然日夜兼程，但由于儿子生病，仍被耽误了半天。此时驸马都都尉、苏辙的好友得到消息，写信交给苏辙。苏辙从南京任上快马加鞭，先到达了湖州传信。苏轼告假不许，被押解入京，一时之间，一州知州，被驱如同鸡犬。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押到开封。负责审理此案的御史台首先是搜集整理苏轼的文稿，然后加以验证。但苏轼认为自己的所有文稿都不涉及时政。苏轼在杭州（浙江HZ市）任职期间观钱塘潮时写过一首诗“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御史台官员认为苏轼是在讥讽农田水利法。审理近两个月，御史台将审案记录上呈宋神宗批示。
苏轼下狱后，他的弟弟苏辙首先上书宋神宗救援其兄，范镇，张方平等上书力救苏轼，王安礼、宰相吴充也曾委婉劝谏宋神宗不能因文字而杀士大夫，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对宋神宗说：“以诗系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为苏轼说情。
大理寺依律给苏轼判处了二年徒刑，但因曹太后患病，因而被赦免无罪。由于李定等人的竭力反对，宋神宗重新委派冯宗道前往御史台复审此案。
经判决，苏轼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附马都尉王诜追夺二官、勒停，苏辙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王巩贬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被判处以罚铜的处分，其中张方平、李清臣三十斤，司马光、范缜、钱藻、陈襄、刘邠、李常、孙觉、王汾、刘挚、黄庭坚、王安上、吴琯、戚秉道、周邠、盛侨、杜子方、颜复、钱世雄各二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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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此案，苏轼的文风和人格追求渐渐转变。才华横溢又嫉恶如仇的诗人，他原来的生活态度，是见到不平之事“如蝇在台，不吐不快”，他满含热情地为牢狱中的犯人呻吟，为衣食无着的老人哽咽；他讥诮地看着煊赫鼎沸的官场：“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他描写春光村酿的美好，也写出盐铁专卖对百姓生活造成的不便“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率真的天性和语言的天赋，让诗句像月光那样自然地流淌出来，他的歌诗成就成为个时代的一座高峰，前人和后人都很难企及和追上。
——可是这次人生的遭遇让他的态度彻底转变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他开始受困于人生苦厄的来源。
他纵然率真，但未必就像世人给他的那个评价一样“豁达”，他有着和市井小民一样对死亡共同的畏惧之心。诗案给他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精神上的打击更是不容小视，他在牢狱之中也随时惧怕着死亡，因为消息的误传还写下绝命之诗。
总是有歌颂苦难的后人说，苦难使他的灵魂得到了沉淀和升华，他后期的思想开始向着“更宽广的人生苦难”转向，向“儒释道”思想深挖。——其实他并没有完全解脱，他只是，也只能向“命运”低头。
因为他并不明白，即使是这样充满灵性和才华的上天的宠儿，即使经历了如此大风波还活下来，被家人（弟弟）太后全力怜惜和保护能够全身而退的人类社会中的宠儿，也还是不明白。
人性。Nature。
因言获罪。他的言论有罪吗？仅仅是因为冒犯了君主的权威？怕不是吧。御史台的那些非要治他于死地的，掌握了“发言权”的人，为什么非要将沸反的舆论炒扬到天上呢？毕竟，即使他真的在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下，犯了“犯上”的罪名，按照法律机构大理寺的判决，也只不过是“徒二年”的刑期。是什么，让一个舆论监察机构，可以把一个原本三年有期徒刑的罪，非要推到“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