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刊登了两篇文章——
《我们走那条路》和《人权与约法》。
他在前者中提出“五鬼论”，高呼：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五大仇敌。
这五大仇敌之中，帝国主义不在其列，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之后在1933年，胡适在对新闻记者谈话中，又提到了第六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民国，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
胡适认为，日本军阀在华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那时已颇难消除，依然在国内形成了所谓的“鬼”，日寇不该继续用这种手段来侵略华国，因为这只会让华国不断生出仇恨。
对于胡适及其“六鬼”论，鲁豫才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讽刺道：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寇的狗头军师。如果日寇大发慈悲，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华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
因为没有了暴行，就不会有仇恨了啊！
全面战争爆发前，胡适一直主张与日本和谈，虽说早些年始终批判国党和校长的独裁，后来又跑去宝岛任职。
总之，这是个很复杂的家伙，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
而他一直主张和谈这事，是一生的黑点，鲁豫才等人十分厌恶他的那套说辞。
叶洛和他的关系也只能说点头之交，“林徽因的共友”、“婚礼的证婚人”就是他们间最亲密的关系。
之前刚在天津港见过这家伙，因为林徽因也在，叶洛不想这么一个大文豪深陷各种政治问题中，便非常隐晦的提及了一些事。
没想到这家伙根本坐不住，自己还在金陵游玩，他却已经在上海滩被捕了。
问题就出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上。
《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现在的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金陵国民政府。
胡适要求尽快制定一部法律，至少是赶快制定一部所谓的“约法”。
不久前，胡适还发表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强烈呼吁约法，他强调这是一切的基础，金陵国民政府决不能继续蛮横独裁下去。
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罗隆基、梁实秋等着文响应他的呼吁，有人在不同场合下支持胡适。
这下可真的触发了金陵国民政府的“天条”，即便胡适和校长夫妇的私下关系不错，也逃不过制裁。
戴立以“肆行反动”的罪名封禁了新月诗刊，并在胡适的上海滩居所里将其抓捕，送往了龙华监狱。
一切与这些文章和新月报刊相关的人都倒了十八辈子血霉，有一个是一个，谁都没逃过情报处特务们的抓捕。
戴立甚至还派人到金陵以及北平等地去抓捕相关诗社成员，要让这些文人知道谁才是天，他们的笔杆子可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