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白保山又找了甲方公司问了多次，回答还是钱款没有收到，再后来，连这家公司联络的人都找不到了，办事处也是搬空撤净，无奈，白保山只好又找到薛良平，薛良平每次都是嘴上说的好听，实际动作却是一点都没有，三番五次后，薛良平大概也烦了，露出了真实的嘴脸，痛斥白保山要钱去找他们签合同的单位，用不着一直来找他。
白保山哪里知道，这种事情已经是薛良平老吃老做的事情了。
随着顾国当年二元经济结构并轨，在城乡劳动力市场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农村农民工的建筑队伍异军突起，白保山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家公司而已。地产开发企业本来自有资金就普遍缺乏，像薛良平这种项目的投资其实70%都来源于银行贷款，绝大多数工程项目资金其实根本到不了位。当年顾国建筑业项目法人体制还不健全，建设项目法人对项目及资金的筹划、建设实施、生产经营的责任和投资风险责任并落实并不完全，对这种行为也缺乏必要的约束，其实才是关键。
像白保山这样讨不到工程款的包工单位，其实比比皆是。
而且农民工施工队伍和建设投资的增长远大于建设工程项目数量，导致建筑市场激烈无序甚至恶性的竞争。为了生存，如白保山这样的施工企业也是没有办法，面对要求垫资、恶意压价，哪怕明知陷阱也要往里跳，由此又使得像薛良平这样的业主们受利益驱动，萌发了“不欠白不欠”的心态。
导致无论是发包人，还是转包人，他们都开始动起歪脑筋，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支付工程欠款，譬如建造当中的质量有问题、工程延期、发包人未支付工程款、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携款潜逃、发包人拒不结算、拒不验收等等借口，但这些都不是拒不支付工程欠款的根本理由。
再拖拖不起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弟兄们跟着白保山干了一年，分文都带不回去，这让白保山如何向大家交代，哪怕是法院起诉，也是“赢官司难，赢了以后执行更难”。
当然，白保山的努力，工人们都看在眼里，奈何很多工人都“等米下锅”，最终商量来商量去，大家想到了一个主义，就一排站到头顶去，大拉横幅，以死相逼。
白保山本来是根本不同意的，只怕出现危险，意外。奈何众人相劝，时间也不等人，只好妥协，带领着众人一同到了自己建好的没有封顶的高楼上，以跳楼做威胁，要薛良平和自己的甲方公司，无论是谁，把钱先结清了再说。哪怕真的没有钱，也要各个工友回家过年的钱要付出来吧。
众人站上高楼，张开横幅，大声喊叫，“还我血汗钱！”，没过多久附近的人都围了过来，其实他们也只想看戏，毕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心人也拨打了110，不一会，警察也到了。
拿着大喇叭对楼上众人呼喊，让大家不要激动，有什么事情好商量。既然警察来了，也方便倒逼欠款的单位了，经过沟通，警察也联系了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让他们赶快来到现场。
“白老板，有话好商量！你们快下来吧！”黄总拿着扩音喇叭对着上面喊道，就在喊叫的同时，另一家公司的代表汪总也到了，往上看了看，嘀咕道：“这帮人脑子烧了吧，要钱这么个要法。”
边上的一个警察听见，就瞪着这个姓汪的，问：“你再说些什么？”，汪总一看自己被骂了，本就理亏，就也不知声了。警察继续怒气冲冲说道：“将心比心，现在临近年关，马上这些工人们就靠着这点钱回家过年了，你不但不给钱，还居然再说什么风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