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新春旧事
年纪再轻的妻子称老婆都不会错，资历再浅的教师称老师都错不了，同样，时间再久远的春节，都可以称之为新春。春节是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记忆深处的故事往往也特别多，尤其是儿时的那些新春。
年幼时家里很拮据，但压岁钱还是有的。每个大年初一起来，父亲都会发给我们一个红包。并且，他声言，红包里的钱可以由我们自行支配。要知道，在那个颇为窘迫的时节，除了父母给的压岁钱，其他一切收入都是要充公的。亲戚们发的红包也是如此，必须悉数上交母亲用于还礼。也就是说，大年初一是我们一年中最有钱的时候。拿到压岁钱后，我们便相邀着去集镇的商店里挑选喜欢的东西。有一年新春，我与弟弟拿着压岁钱，分别买了军棋和扑克。我们知道，这样消费并不符合父母的意愿，他们总是希望我们用心读书而不贪玩。好在正值过年，加之我们学习尚可，父母亲为免我们扫兴，便没有提出异议。有了棋牌之后，我与弟弟放学回来，偶尔摆开阵势，或对弈，或玩牌。玩得正酣，少不了有把长辈的话当耳边风或废寝忘食的时候。终于，某个中午，我们在父亲的要求下，乖乖地把棋牌送进了燃得正旺的灶膛。盯着闪烁的火光，我们泪眼模糊。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父亲原来是担心我们玩物丧志。
在传统的新春里，走亲访友，总得送个红包。当然，红包只是一个道具。它是一个约定，如同接力棒，甲方送给乙方，意思是乙方得在元宵前抽个时间带着红包回访。口袋里装着红包，难免有遗失的时候，这就给了孩子们耍弄人的时机。手段很是简单，就是把所收红包内的钱取出来，再原样折叠好，偷偷丢在路中间。一切准备就绪，便躲在墙根处，看看谁会上当。这样的勾当，估计我也做过。即使没有做过，也必定曾经跟着别的孩子看热闹。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猫着腰藏在旮旯里，两眼盯着旁边的大路。这时，一位大婶径自走来，看见躺在路中间的假红包。只见她用脚轻轻踩住红包，接着蹲下身子，假装系鞋带，随手将红包放在了裤兜里。她左看看右瞧瞧，没发现周围有人，便急匆匆拆开红包。原来是有人搞恶作剧，大婶心里很是不爽，骂骂咧咧。听着她念念有词、絮絮叨叨，我趴在地上拼命地强忍住笑声。
过去的新春，吃酒娘蛋（酒酿蒸蛋）是一个重要习俗，且有一个专用名称，叫“满碗”。有人来拜年，饭可以不吃，这个“满碗”可不能少。少了，客人感觉受了怠慢，主人也会为礼数不到而自责不已。实在是情况特殊而错过了，事后也要赔不是，并在回访时托人转送几个生鸡蛋。一般来说，一个“满碗”里有三个鸡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家还不宽裕。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亲戚多，做酒娘蛋的花费不小。也许是彼此间都清楚这一情况，客人们一般只会象征性地吃一个鸡蛋。这样，主人再添一个鸡蛋，又可以用来款待后面的来客。如此回环，一个“满碗”便可打点三位客人。有的人家客人少些，不必通过这种方式缓解压力，但有些客人根据当时的惯例，还是会客气地留下一两个鸡蛋，这就为那家的孩子增添了分享美味的机会。话说有这么一个孩子，嘴巴很馋。他坐在大厅的门槛上，盯着正在吃“满碗”的来客。无疑，他指望客人不会一扫精光，待客人走后，他可以尽情享用。这孩子真是太天真了。他就这么看着客人，数着客人吃蛋的进程——“还有两个”；“哦，还有一个”；“哦嗬，冇了”。客人显然不大舒畅：这孩子太没礼貌了，我偏偏要吃个大碗朝天，让他愿望落空。
新春里的三桩旧事，都发生在物资贫乏的年代，也都是孩子们身上的故事。如今，那个时代已然远去，我也早已告别了童年时光。“今夜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周而复始，新春总会如期而至，但却似乎很难找到昔日的那份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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