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铁道旁的积雪里，手指陷进冰碴。安全帽的探照灯照亮了枕木缝隙间那团暗红色的毛线球，毛线已经板结成块，沾着黑褐色的污渍。老张说这就是最后出现在监控里的物件，被D307次列车撞飞的男人死死攥着它。
"冬至，别看了。"老张的皮靴碾着煤渣，"你爸当时走得很快，应该不痛苦。"他递烟的手停在半空，突然想起我从不抽烟。十一年前也是这样寒冷的夜，我蹲在同样的位置，看着十四岁的自己朝铁轨上的黑影嘶吼。
那年父亲总在深夜消失。我跟着他穿过结霜的胡同，看他蹲在铁道旁像条觅食的野狗。生锈的轨道在月光下泛着青光，他伸手在枕木间摸索，捡起乘客扔下的矿泉水瓶，偶尔会对着驶过的列车打手语——那是聋哑人之间"晚安"的意思。
我以为他在计划自杀。
"你要死就死远点！"我朝他扔石头，石块弹在铁轨上迸出火星。他转身时额头带着擦伤，双手在胸前慌乱地比划。我不懂手语，但认得那个反复出现的手势：拇指擦过嘴唇，食指指向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儿子"的意思。
老银杏树的枯枝在风里咔咔作响。我攥着毛线球往家属区跑，工装裤兜里还装着今早从父亲遗物中找到的铁盒。盒盖上的喜鹊登梅图案已经斑驳，里面塞满五颜六色的线团，最底下压着半条未完成的围巾——灰蓝色毛线混着几缕银丝，针脚从歪扭渐渐变得齐整。
八岁那年的初雪也是这样悄无声息。同学们把我的绒线帽扔进臭水沟，他们说聋子的儿子就该戴哑巴织的围巾。父亲蹲在教室窗外，手里的红毛线团滚进积雪。那天夜里我听见织针碰撞的咔嗒声，持续到月影西斜。
"这是用道班房捡的毛线织的。"班主任曾指着我的红围巾叹气，"你爸每天放学后都在操场栅栏外捡线头。"后来那条围巾出现在少年宫画展上，题目叫《特殊家庭》，我的脸被画成模糊的肉色色块。
我撞开家门时，母亲正在糊纸盒。她脚边的铝盆里泡着发霉的毛线，靛蓝色污水漫过褪色的喜字。"你爸这些年..."她比划的手势突然僵住，浑浊的泪滴在毛线团上，"他总说火车上扔下的毛线最干净。"
暗红毛线球在掌心勒出血痕。我想起事故现场散落的绒线，像血管迸裂后喷溅的血珠。D307次列车的乘客永远不会知道，1997年冬天有个聋哑人追着车窗跑，只为接住他们丢弃的毛线头；更不会知道2008年的暴雪夜，这些毛线终于织成通往天国的阶梯。
老银杏树在雪地里投下龟裂的阴影。我跪在树根处疯狂刨挖，冻土里接连冒出线团：鹅黄的、浅灰的、褪成月白的藏蓝...每个线团都缠着写日期的糖纸。最深的那个油纸包里，躺着八岁那夜被扔掉的红色围巾。
母亲说父亲死时抱着铁盒。我想象他佝偻着背在车灯前奔跑，怀里揣着新捡的暗红毛线。这颜色多适合织成年人的围巾，可惜他永远停在起针的瞬间。工区澡堂的蒸汽在玻璃窗上凝成水珠时，我看见了父亲的影子。更衣室长椅上摆着褪色的帆布包，拉链齿间纠缠着几缕丁香紫毛线——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线索。
"林师傅生前总在工具间织东西。"扳道工老赵对着淋浴喷头抹了把脸，"有回暴雨冲垮道砟，他淋着雨扒石子，怀里还揣着个毛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