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而后来的宋哲宗即位时，他才十岁，所以根本无法真正主持宋国朝廷政务。
于是宋朝一切行政权力，其实当时都是由太后高氏听政处理。
而这位太后高氏，她是反对改革派的保守派，所以在推翻王安石变法后，她随即马上便启用了司马光，聘请司马光出任门下侍郎。
不过此时，距离司马光去世已不足一年。
而在司马光去世前病重之际，他这个作为王安石一辈子的政敌，却也是难得的想要为王安石正名，其言：“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毕竟司马光和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但各自所为确实也都是在为大宋王朝的积贫积弱而努力，正所谓端方君子，司马光是也。
所以对于王安石这个人，其实抛开自己的不同证件政见方面来说，司马光也是相当钦佩的，于是他甘愿在王安石死后替其上书正名！
不过对于司马光的这番举动，当时的高太后并没有选择同意，于是司马光在这番临死前，只是又琢磨起了自己的《资治通鉴》一书。
而司马光费劲自己一生心血所编撰的这部《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在史书界的地位非常之高南宋胡三省评价道“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而起初在编撰《通志》时，司马光的意图还是想要上呈皇帝，以期警示帝王，虽然宋神宗拿到书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但是《通鉴》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是在后来的宋英宗元年，也就是公元1064年，司马光呈《历年图》，再等到后来的英宗三年，司马光则呈《通志》。
而宋英宗看了也是大喜，希望他能继续修下去，并且支持他办书局，可借阅皇家藏书。
所以在这般皇家厚待下，本就站小时候喜欢看《左氏春秋》的司马光，他花费了足足十九年漫长时间，终于以自己的强大渊博文化素养将资治通鉴一书写成，这也使得司马光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学识。
当然这其中真正使得司马光放弃一切转而修书的原因，少不了是因为当时司马光的不得志，当时的司马光自请离京去了陕西做知军，结果后来好友范镇因反对王安石被罢官，司马光呈给神宗谏言以鸣不平，希望皇帝能及时止损，并且此前也将自己在地方因变法而导致的不公见闻一一上达给神宗。
可司马光这诸多作为依然无法撼动神宗改革的决心，于是心灰意冷的司马光退到洛阳，不再参与政事议论，安心修书，同时带着自己的手下范祖禹等助手帮助他编撰《通志》。
而这般资治通鉴里面的历史，司马光从春秋时期的周烈王，一直写到开始写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前的最后一年为止。
其中足足记载了1362年里所逐年发生的诸多重要史事，共计攥有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
所以等到后来的公元1084年，当司马光将这本伟大史书修完上呈给神宗让其认真翻阅后，宋神宗当即便给这本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为其写序。
而这近十九年的史料分析耗费了司马光全部的精力，“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后世人们所能看到的资治通鉴一书其艺术成卷，必然是司马光一众在背后逐一复核审定过的。
所以这般伟大史书的编纂过程，背后辛苦简直难以想象，毕竟这么多书籍数字，这么多资料要查找，即便是在王宽穿越过来的后世信息数字化时代，那也是相当不小的工作量。
于是等到后来司马光成功编写完《资治通鉴》后，他年龄直接就已经六十五岁了，此时的他“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
但即便如此，在这足足十九年的漫长修史书过程中，司马光一边每天写着这本史书资治通鉴，一边也是在王安石猛力推进改革时，不住想要在史书里试图寻找到一条能帮助大宋王朝解决问题的出路。
所以《资治通鉴》里我们能看到政变、中兴、复辟等兴亡故事，因为这本书本质上，从一开始就是一本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
而作为一名儒家士大夫，司马光的心里“礼法”尤为重要，于是《资治通鉴》里卷一提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这其中的这个礼字就是纲纪，而纲纪就是所谓的“名义”，是约束力，是行为上下限的价值观。
即便是站在后世角度回看之前华夏数千年的漫漫森严礼法，也能够让人明确知道古代立法的强制力。
不过仔细想来，像这般古代的法制内容，其中就不能丈量出后世文化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其中儒家思想对于公序良俗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意识形态无法企及的深刻，其内核直到现在仍有参考的意义。
所以等到再有数百年以后的明朝张居正再给万历皇帝当老师时，他所选择的皇帝读本就是这本《资治通鉴》，后经整理成《通鉴直解》。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于是同样作为神宗大臣，一位是宋神宗，一位是明神宗，历史总是相似在神奇的地方，是这两位相臣都怀有救世之心。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授《资治通鉴》时循循善诱，逐字翻译，并加上背景人物介绍和行为点评，相信张居正绘制《帝鉴图说》的灵感应该也是源自此。
而也正是这般，正是因为世间众人皆有局限，或自私或自负，或目光短浅无法展现大局观，或过于理想主义而无法落地执行，可即便如此人千差万别，如何懂得将自身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有益的人，这既正是君子所为，也正是君子的可贵之处。
而司马光历经四朝，是一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为臣虽无优秀政治才能，却也没有消极颓废，他历经十九载撰写于国家于后世有益的史书，将他那个时代所能想到的历史智慧记录下来。
所以司马光讲“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用一生来完成“忠”。想如今的我们，进入了价值体系多元化的现代。看似繁花锦簇，但实际上我们似乎正在失去一些可以砥砺前行贯穿一生的精神信仰，希望我们能向司马光学习，可以成为一名正人，一名君子。
不过除了司马光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