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的是，王利在重新提审已经定案的犯人时，根据观察意识到在将处决的犯人中可能有无辜者，所以便对其秘密审讯，得知他们的冤屈后，就暂缓处决，同时在辖区内加紧追捕真正的罪犯，几天后，将真正的罪犯全部抓获，原先的七名嫌疑犯洗脱了罪名，被释放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在这一点的处理上，这名官员就非常的了不起了
如此审理案件，既根据气貌、人情、事理和痕迹等综合考察是否到真有冤情，也成功秉承“慎刑”理念，不轻率将犯人处决；又从“貌”的因素出发，依据经验发现案件疑点，暗中摸排，最终抓获真正的罪犯，使得无辜者获释。
使得“明察审谨，尽心察情”断案成为合理，才能避免冤案的发生，实现司法“惩恶扬善”的目的，堪称苟非尽心察情，不能得其冤状也。
另外当时还有案件曰：“余良肱大卿，初为荆南司理参军。有捕得杀人者，既自诬服，良肱独以验其尸与所用刃疑之，曰：’岂有刃盈尺，而伤不及寸？’白请详捕，果获真杀人者。抑又有说焉，治狱贵缓，戒在峻急，峻急则负冤者诬服；受捕贵详，戒在苟简，苟简则犯法者幸免。惟缓于狱，而详于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无辜，斯可贵矣。明谨君子，当如是也。”
这是因为当时大理寺卿余良肱当初曾任任荆南司理参军，有一次差役捕获了一个杀人犯，这个人也“自诬服”，即诬认了自己杀人罪行。
于是余良肱心存疑虑，因为检验过那具尸体和“杀人”凶器的他，内心觉得这世间怎么可能有人能用一尺多长的刀杀人，伤口却不到一寸？”
于是他向上级申请要重新搜捕，果然最终在一番努力后，就此成功捉住了真凶，所以对此他也认为审理案件可以适当放慢节奏而不能操之过急，如果过急，则容易使被冤枉的人被迫承认并未犯过的罪行；抓捕工作应当周密仔细，不能粗简大意，否则可能会让罪犯逃脱法网。只有放缓节奏审理案件，周密布置抓捕工作的，才能既不放走罪犯，又不会冤枉无辜，这才是最值得推崇的。睿智谨慎的君子就应当这样。
所以宋朝当时虽多有百姓的确无辜被刑讯，一旦他们稍有作案嫌疑或被人诬告就被官吏严刑拷问，一旦不堪忍受就会“自诬”认罪。
可同样的，在当时也有许多办案仔细司法官员，使他们冤屈才能得以洗清，这表明当时刑讯是导致冤案产生的直接原因，断案粗简则是冤案产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事实证明，除司法官员明察审谨外，重视物证、不依赖口供、排除刑讯也是重要因素外，还得士之察狱，苟疑其冤，虽囚无冤词，亦不可邃决”。即官员判案务必审谨，尤其要重视证据，在证据不清时不可仓促断案，更不可滥用刑讯。上述案例中，余良肱不仅听取嫌疑人的口供，还从凶器长短与伤口大小之间的不匹配，推断出嫌疑人的口供在逻辑上存有疑点，后来果然捕获真凶，最终既未冤枉无辜之人，又伸张了正义。
毕竟法律最要紧的，首先就是维护世间正义公理。
正所谓君子所贵者，不在核奸而在释冤也，这是在严厉批评一些人为了追求破案效率，“峻急”办案以致冤枉无辜的行为，毕竟较之抓捕罪犯，恪守正义底线，做好“释冤”工作更加可贵。
说到底，要想真正守护司法正义的底线，官员就应当“扬善”，成为“明谨君子”。
据此，主张“治狱贵缓”，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加倍审慎，司法官员对审判活动应心存敬畏，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查找证据。“治狱贵缓，戒在峻急，峻急则负冤者诬服”，其本质就是追求司法公正，这的确是无比正确的。
而惩罚罪恶，这其中的惩恶扬善本身即是司法工作之两面，无对恶的惩治自然无以宣扬良善，这也是当时宋代释冤法律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后来有司法大臣郑克指出：“奸必巧诈，慝唯隐讳。”奸恶之人善于隐蔽自己的罪行，司法官员应对之揭露。
他根据自身经验，对抓捕罪犯的刑狱官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要“受捕贵详”，主张以仔细谋划、周密实施的刑事侦查方式抓捕犯罪分子，从而实现对司法正义另一面的“惩恶”追求。
而这也是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绝对精华所在，在中国法律史上居于独特地位，是古代优秀司法官员公正断案、惩恶扬善理论与实践经验之总结。
虽然古代有些法律制度已渐渐模糊，但释冤思想蕴藏的人性光辉，被现代社会继承和吸收，对当今司法工作仍有着借鉴意义，如释冤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伦理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必须在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持办案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保障公民合法权利，这不仅是对现行法律中程序性规定的遵守，也是对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健全奖励和追责机制，对办案审慎从而纠错纠偏者应进行褒奖，对办案粗简以致酿成错案的人进行追责，只有建立健全司法工作的纠错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冤案的产生。
所以从法律渊源的角度审视宋代法制，除了更能深刻地理解两宋之所以能创造出引理入律、融情于法、寓教于刑的司法艺术，并酝酿出以“和合”理念为核心的审判智慧外，在其余方面也并非偶然得之，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
堪称宋代“天理”为法上之法，是宋法的精神根源。
这是两宋崇尚文治，为法律儒家化创造了更为优越的环境，以程氏兄弟为代表的宋儒，在批判性地吸收释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理学”，后经朱熹的完善而成型。
这是无比正确的。
王宽对此很是认同，以及支持。
王宽觉得，宋代的法，虽然并非现世所颁布的法律，而是高于一切的自然规律和儒家纲常名教的基本准则。
但现世之法，确实也只有不违背这种“理”才可称为正确的法律。
正所谓定罪论刑，亦“尽是天命、天讨，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期间，只是奉行天法而已。”据此，有学者便认为理学是中国古代“自然法”的代表。
“国法”为法中之法，包括国家颁布的各种成文法令，宋代法律形式中以“敕”最为典型，专指皇帝针对具体事件所发布的诏令，以灵活应对新的社会矛盾，弥补律的封闭性和滞后性，由此形成了“敕”“律”并存的法律体系。而在具体适用上则是“敕”优于“律”，“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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