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从碧园历经清乾隆年间后多代，直到上世纪30年代日军入侵后，逐步遭到破坏。1937年七七事变后，叩官王氏家族多外迁它地，山东保安二师张步云部（投降日军）进驻叩官，将闻德堂设为师部，绍德堂为家眷住所，将祠堂主楼和祠内珍贵物品焚烧，将树木花草剔除，在东西两边各建炮台一座，变为家祠的从碧园成为他们训练干部的场所！此后又经土改复查，在“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乱打乱杀，“扫地出门”，多数族人迁徙台湾，也有部分迁外村，留居本村族人已寥寥无几。正如谱中所记：“不止散布邑之四境，且多侨居国外者，即以来台定居者言，除叩（官）村三支后人之一部外，其他乡村，及始终居于相州之族家，来台者，也不少”。原来富丽堂皇的从碧园，至今也只剩五间祠堂和一株玉兰树！祠堂前几年快要倒塌，近来已经县文化部门拨款修复。
王八北林和僧王庙
叩官王氏家族崇尚儒家文化，力求忠孝节义，以‘孝’为先。突出表现在建林与修庙上，即曾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林地——北林和闻名遐迩的僧王庙。
北林，位于叩官村北岭东坡下，是叩官王氏祖茔地，由相州南迁叩官村的十一世祖妣乐太君及十二世之三祖考妣之墓，位居于中，三支后人之墓，围绕四周。林中大墓，都有供案、墓碑等，让后人不忘祖德。有溪水自东北来，环林而流向村东。林中植有柞树。四周为庄稼，环境优美。据说因该林地风水好，连过去常年看林户也沾了光，其后代多有出息。后该林同其它所有林茔一样被平，但后人照常前往祭祖，在外后人对回乡祭祖更加器重。
僧王庙，位于叩官村北，村人俗称北庙，为叩官王氏所修建。此庙共3间，供奉的是清朝晚期名将僧格林沁（今属内蒙古人，蒙古族），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该将平素爱护百姓、善待士卒，深得军民爱戴。清咸丰九年（1859年），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痛击英法联军，重伤英军海军司令员何伯（贺布）。成为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抗击外来侵略中打的第一次胜仗。同治四年，在鲁南追击战中遭到不幸。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叩官王氏族人也因其仁人爱物，忠于职守，建庙塑像以悼念。这在全国少见，看出该家族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器重和对民族英雄人物的崇敬！王五其人
在马耳山前的叩官、潮河、户部一带，提起叩官王氏家族，人们谈论最多的有两人，一是王八，二是王五，但不知其名字，也不知其关系，连我撰写的上文也将其父子俩误为兄弟俩，在此，加以纠正并作以下简要介绍：
王八，名濬（音xun），字繁九，为叩官王氏十二世以键幼子，叔兄弟排行为八，王五的父亲。王八与兄弟分家后，其居宅建于宜谦堂北，三进入堂，另有东院，与宜谦堂并列大门，乡人称为“东宅”。据传，王八是当时马耳山前“三条龙”之首，财大气粗，体健气壮，“豁达而不修边幅，及壮，即任侠好义，能急人之急，未届六十，‘八太爷’即誉满遐迩，家业已耗之大半”。至今仍有传说：当年只要有人有求于他，他都慷慨解囊或设法相助。有一佃户因生活所迫，偷杀了人家一棵树，怕吃官司，跪求于他。他不但不拒之门外，严加教训，还好面子接待，帮助想出一法：将树干顺茬截去一截，就证明没有作案。此法果然有效，该户感激不已。
王五，名乃栋，字云浦，王八的第五个儿子，叔兄弟排行九，为最小。人们习惯按胞兄弟称。《琅琊叩村王氏家谱》编修熙昶的父亲。生于1897年5月。自幼勤奋攻读诗文、经史，书法小有名气，入学后，文才显露，“理明词达，且多创建卓识”。15岁后，来往于诸城县城与济南省城之间，很少回故里。毕业于济南高等学堂后，即加入中国国民党，献身革命。
王五始任诸城县教育局局长，曾不辞劳苦，数次赴今青岛市西海岸区琅琊台，寻获已失踪千年的琅琊台碑。此后，为配合革命军北伐，携家眷至省城济南，服务于省政府，进行革命工作。军阀张宗昌部搜捕革命党人，云浦曾租住四合院，掩护同志。一次因孩子玩火，误将宣传品携出，差点被暴露。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该出租房被炸毁，幸早已转移亲戚家，得免大难。
北伐胜利后，云浦出任山东省高唐县县长。在任期间通过由本县到临县，多方了解取证，在摸清事情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解决了一桩自明清至民国数百年一直没有解决的、百姓年年向政府双倍缴粮的悬案，彻底解除了全县民众的重大额外负担，人们欢呼雀跃！不久，云浦决定调任藤县县长，民众听说后派出代表多方挽留，有人甚至设障阻拦，均无效。上任藤县后，又联合国民党军，解决了受张宗昌部诱惑的道会组织“无极道”乱政扰民问题，人心大快！
此后，因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云浦族侄、改组派骨干王乐平被暗杀，云浦一度愧悔于“不求仕进”的祖训，绝意辞职，回乡读书自娱。离家一段时间后，又因家用所需，出任安徽省糖捐税局局长，继应邀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主办总务。七七事变后，山东省议会成立，云浦又应邀任主任秘书代行秘书长之职，这就是上文中所说任韩复渠的秘书。期间，随抗战形势变化，或辗转流离，或协调地方保安部队关系，特别在协调于（学忠）张（步云）之间的关系中，奔波流离，做了大量工作，消除了隐患。抗战胜利后，回重庆处理山大复校、收回校产等事务。返回后形势逆转，省政府转移，从此失去联系，直到1949年5月率家眷由青岛乘船去台湾。下船后，全家14口人，曾露宿基隆街头，靠购木板路边搭房，卖馒头维生。继而因病居家卧床十年，1976年8月8日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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