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26日凌晨5点17分，武汉长江大桥第三号桥墩处飘着冰碴的江面上，汽轮机厂总工程师郑国勤的眼镜反着探照灯冷光。他攥着牛皮纸信封的左手青筋暴起，右耳挂着谢一扬三小时前“赠送“的量子通讯耳机，里面循环播放着经过声纹处理的苏联专家忏悔录音。
“老郑啊，市里文件下来了。“耳机里谢一扬的声音突然切入，盖过伪造的俄语录音，“你那些宝贝图纸已经过时了——就像你儿子在圣彼得堡留学签证，你说是不是？“
郑国勤看着江对岸汽轮机厂方向升起的黑烟，那是工人们在拆卸苏联援建的TK-34重型转子。他摸到工作服内衬缝着的温敏材料样本——三天前从三亚带回的蓝色粉末此刻正渗出冰凉的触感。
上午九点整，扬帆实业会议室暖气开得很足。谢一扬用钢笔敲着《武汉汽轮机厂改制方案》扉页，那里盖着七个鲜红印章，最上方是省国资委特批的“资产重组试点单位“字样。
“各位领导请看。“他点击遥控器，投影幕布显示出经过PS处理的厂区照片：厂房裂缝被修图成“历史风貌“，生锈设备标注着“德国进口“字样。市轻工局副局长频频点头时，没人注意最后一页用极小的字注明“实际价值以评估报告为准“。
财务总监吴天青适时递上文件夹：“根据第三方评估，该厂负债1.2亿，净资产负八千万元。“他特意在“第三方“三个字上加重语气——这份由扬帆控股的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中，那批苏联设备被归类为“淘汰废铁“。
“我们愿意承担全部债务。“谢一扬突然提高声调，钢笔尖戳在方案某处。市领导们凑近才看清，那里写着“接收全部487名职工“的承诺。当天下班前，改制批文就送到了汉正街18号扬帆大厦。
深夜的汽轮机厂三号车间，二十台TK-34转子正在被氧割枪分解。这些冷战时期苏联秘密援助的精密设备，此刻在谢一扬请来的广东废品商眼里只是按吨计价的金属块。
“慢着！“技术科长张建军突然冲进来，手里举着泛黄的俄文手册，“这上面明明写着——“
“写着什么？“谢一扬从阴影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工程师“。他抽走手册随手扔进切割火花里，“张科长，你女儿在武大物理系跟的那个863项目...最近是不是缺经费？“
当手册化作灰烬时，没人注意到谢一扬悄悄捡起一块切割下来的金属屑。在特殊灯光下，这块看似普通的合金表面浮现出与三亚温敏材料相同的量子点图案。
郑国勤的遗体被发现时，法医注意到他右手紧握成拳。法医掰开后，掌心是用血画的三峡大坝简笔画——与之前沉船芯片上的图案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