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8日，深圳罗湖口岸。
谢一扬的奔驰600缓缓停在中英街界碑前，车窗贴着深色防爆膜。后视镜里，三个穿工商制服的男子正挨个检查过境旅客的行李，其中一人突然抬头，鹰隼般的目光刺向这辆挂着军牌的黑车。
“程雪的人。“驾驶座上的张铁柱机械眼红光微闪，液压驱动的左臂在方向盘下方展开全息投影，“外汇管理局新调来的稽查科长，剑桥经济学博士。“
谢一扬的指尖在真皮座椅上轻敲。后座放着五份外贸合同，每份都盖着鲜红的“深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公章。这些文件将在三小时后变成1.2亿美元的外汇额度，而成本不过是几箱茅台和一套深圳湾的别墅。
“查查她背景。“谢一扬按下车窗，湿热的海风裹挟着走私电子表的叫卖声涌进来。界碑另一侧的香港地界，几个戴金链子的古惑仔正往面包车里搬运印着“Sony“字样的纸箱。
张铁柱的机械臂投射出程雪的档案：32岁，父亲是央行前副行长，去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10篇文献。照片里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像手术刀般锋利。
谢一扬突然想起三天前成都飞机制造厂的紧急电话——那位八十岁的材料学泰斗陈老带着学生突袭质检车间，当场拆穿了三块“航空特种钢“的检测报告造假。
“扬哥，陈老在查钢材流向。“张铁柱的声音带着罕见的紧张，“他认出了太原钢厂的轧制纹路。“
谢一扬的太阳穴突突跳动。军工线和金融线正在同时告急，就像两枚定时炸弹的倒计时在耳边同步作响。他摸出铂金烟盒，古巴雪茄的醇香暂时压下了喉咙里的血腥味。
“先解决外汇的事。“他吐出一口烟圈，“通知澳门那边准备好离岸账户。“
奔驰车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巷尾的“永昌外贸公司“招牌褪色发白，玻璃门上贴着泛黄的出口退税流程图。谢一扬推门时，铜铃声响惊起了柜台后打瞌睡的中年男人。
“谢总！“男人一骨碌爬起来，油亮的额头渗出细汗。他身后墙上挂着与深圳市领导的合影，照片里他正在递交“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的锦旗。
谢一扬径直走向里间。保险柜门敞开着，成捆的空白外贸合同堆在桌上，每份都预先盖好了海关、商检等七个部门的印章。最上面那份显示向德国出口十万套“精密齿轮“，单价标注为市场价的三十倍。
“老黄，这次要多少？“谢一扬用雪茄指了指合同。
黄永昌的拇指在计算器上飞舞：“按新汇率双轨制差价，1美元额度黑市能兑8.7元人民币，官方牌价才5.76。“他咽了口唾沫，“2.3亿美元额度，净赚6.8亿人民币。“
谢一扬的皮鞋尖轻轻踢了踢保险柜。前世记忆浮现——1994年汇率并轨前，深圳像黄永昌这样的“外贸皮包公司“有上千家，每年通过高报出口、虚增进口套取的外汇足以买下半个华尔街。
“报关单呢？“
黄永昌拉开抽屉，取出一叠深圳海关的放行单据。谢一扬扫了眼所谓“进口设备清单“——德国产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被标价1.2亿马克，而实际采购价不足十分之一。附页的商检报告显示设备已“完成进口检验“，落款日期却是三天后。
“程雪在查去年那批医疗设备进口。“黄永昌突然压低声音，“她发现同样的CT机，深圳报关价比上海高两倍...“
谢一扬的雪茄停在半空。投影仪突然自动开启，画面里出现成都飞机制造厂的实时监控——白发苍苍的陈老正在用电子显微镜检查起落架钢材，他身边站着个穿央行制服的短发女子，金丝眼镜反射着冷光。
“操！“张铁柱的机械臂爆出电火花，“程雪怎么会和军工调查扯上关系？“
谢一扬的瞳孔骤然收缩。监控画面里，陈老举起钢材样本对程雪说着什么，女人随即取出平板电脑调取资料。放大后的屏幕显示正是扬帆集团在太原钢厂的轧钢记录。
“立刻转移资金。“谢一扬猛地掐灭雪茄，“所有离岸账户启动备用通道。“
黄永昌还没反应过来，谢一扬已经抽出钢笔在五份合同上签下不同名字。从香港昌茂、澳门永利到开曼群岛的星辰投资，每个虚设的“外资企业“背后都藏着层层嵌套的空壳公司。
“今晚必须把外汇额度换成硬通货。“谢一扬甩下这句话时，奔驰车已经发动。后视镜里，黄永昌正手忙脚乱地往公文包里塞合同，额头汗水滴在“深圳市1993年度重点引进项目“的烫金封面上。
深南大道上暴雨倾盆。谢一扬的手机不断震动，周明远的加密信息一条接一条：“央行特派组进驻深圳““程雪调取了所有军工关联企业的外汇记录““陈老发现钢材问题已上报总装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