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之中的这些调整并不是三五天之内完成的，实际上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尘埃落定之后，黄芷汀甚至都提出了自己先返回定南，不过被高务实否决了。高务实希望她再多留一段时间。
黄芷汀担心久留京师会让葡萄牙和平移交马六甲一事夜长梦多，但高务实认为正是因为此时，她才应该多留一段时间，这可以让葡萄牙方面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压力——京华不着急，那是因为京华认为即便武力拿下马六甲也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黄芷汀最终被说服了，当然她从本心上来讲也不想这么快就回南疆。而此时此刻，负责攻略日本关东的罗远已经从台湾接到了从属于他的陆战队，并趁风势赶到了日本，于二月初七登陆三崎，确切的说是三崎的城之岛。
此时是大明万历十八年，也即公元1590年，恰巧也是日本阳成天皇的天正十八年，这一年的北条氏——确切来说是“后北条氏”正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之下[注：上溯比较复杂，具体我就不解释了，因方便起见，以后也就以北条氏来表述]，而北条家主是北条氏直，不过因为日本的某些传统，北条家的实际掌权者其实是北条氏政。
战国末期有关东三杰之说，即“越后之龙”上杉谦信、“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及“相模雄狮”北条氏康。此时昔人已去，三杰先后亡故，而他们的后继者，后世也都有些评价。
上杉谦信的继承者上杉景胜虽然在关原合战跌了一跤，导致被大幅减封，但至少他还是保全了上杉家几百年的家名。
相比起来，武田信玄的继承者武田胜赖和北条氏康的继承者北条氏政——先不论北条氏灭亡时的实际家督为北条氏直——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因为家名都亡在他们手上，所以后世几百年对这二位的评价都不能说高，甚至很有些负面。虽然近些年来日本、中国的一些学者对他们两位已经有了不少的重新认识，但整体而言，黑锅既然扣上，也并不是那么好摘掉的。
提起武田胜赖，不少人都觉得与他那位战绩辉煌的父亲比起来，总体的表现很是暗淡，虽然也是一名勇将，但手腕上实在相差得太远。当然也有人说武田家在胜赖手上灭亡，是因为信玄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摊子。
这大概只是一个方面，罗远临行前，高务实在给他略述那段历史时，倒是表示武田信玄给武田胜赖留下的最大黑锅就是向织田信长突然捅刀，即便两雄对立是迟早的事。
元龟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在织田信长得知信玄突袭远江后，在其给上杉谦信的信中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前所未有的无道、丝毫不知义理之辈，完全不顾天下的嘲弄，我(信长)要与其永远义决，即便经受劫难也不会再与其相通（出自《历代古案》）；
在长筱之战大破武田家后，织田信长致信细川藤孝并回想旧事，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忘恩负义之徒，早该遭此报应云云（出自《细川家文书》）。
由此可见，织田信长对武田信玄当时的行为恨得多么咬牙切齿，到了武田胜赖继承后仍然未有改变。所以即便武田胜赖想通过送还信长之子织田信房并由佐竹义重出面斡旋使武田、织田两家和睦，但遭到信长拒绝；而在武田家在远江的重镇高天神城提出请降时，又遭到了信长拒绝，使武田家在天下间大失面目，最终武田家被连根拔除。
如此而言，武田家灭亡这笔账，应该要由武田信玄、胜赖父子二人共同承担，而不能单说武田胜赖手段太差。
而当高务实谈到此刻北条家实际掌权者北条氏政时，他的评价也比较公允。按说在北条氏政继承家督后至小田原征伐前，整体表现也还算说得过去：力扛上杉、武田方面的压力，致力于扫荡关东那帮牛皮癣国众。
虽然，他也曾一时被武田胜赖、德川家康占了些便宜，但后来也算是扳回局面。可惜最后在小田原征伐前关于上洛一事上表现踌躇，不仅招致了北条家的灭亡，更遭到了后世的诟病，并留下了典故性的日语词汇“小田原评定”。
不过高务实本身不止是为了评价北条氏政，他和罗远说史，是为了让罗远了解关东形势，那么北条氏政在小田原征伐之前所面对的是何种形势呢？
实际上早在天正十六年初时，就已经流传着丰臣秀吉要征伐小田原的消息，所以北条方也是积极整军备战。
但同年正是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的关键之时，而九州也爆发了肥后一揆，按照正常思路来考虑，他认为丰臣秀吉暂时顾不上出大兵征讨是合情合理的。
正常来看，丰臣秀吉当时主要是通过与北条家有姻亲关系的德川家康劝说北条氏政服软，而且在德川家康的软硬兼施下，确实起到了作用，最后终于由北条氏政之弟氏规上洛，算是暂时给秀吉一个交代。
此时的丰臣秀吉果然也很买账，向关东诸将宣布打算赦免北条家，同时划定北条家与诸大名的领国界限，特别是裁定沼田问题。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然而，待刚刚解决沼田之事，就在一切都看似归于缓和时，便爆发了名胡桃城夺取事件。且不论此事究竟是真田昌幸的苦肉计，还是丰臣秀吉玩了仙人跳，又或是北条方顶层集团的冒险决策，再或是猪俣邦宪的个人行为，总之此事件使得前期丰臣、北条、德川多方的努力化为泡影，北条家公然违反总无事令使得丰臣秀吉极为震怒。
而且更关键的是，此刻虽有北条氏规上洛作为前期铺垫，但北条氏政毕竟尚未上洛，北条家的臣从其实落不到实锤上。再加上北条方的回复是对于夺取名胡桃城一事一概不知，而且继续拖延上洛的时限，实在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终于导致自家被征讨。
这样一来，刨除历来的对北条氏政的评价，即无法正确估计双方形势，优柔寡断等等导致北条家灭亡的愚行外，似乎尚未有直接史料明确证明氏政为何没有上洛的真正原因，但高务实分析认为，可能影响北条氏政没能及时上洛和臣从的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北条领内的经济情况。从天正十五年正月开始，北条家就开始在相模、武藏的农村征发人夫普请小田原城（出自《相州文书》），之后又相继普请了上野松井田城、金山城、武藏岩付城、下总栗桥城和伊豆山中城等等。
此外，北条家还在领内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出自《小泽敬氏所藏文书》），把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子都抓了壮丁，连寺院中的梵钟都拉出来敲了制作武器。
以上种种行为无不需要大量花费资金。而且因为频繁的征发，导致了不少问题，如相模国有乡村就出现了田地有余却无人耕作的情况（出自《永岛文书》），更有小田原城的家臣荫山氏广把在镰仓的宅邸卖掉换了军粮三十三俵之情况。
后来在决定先由北条氏规上洛时，氏规的三哥北条氏邦给家臣的文书中提到，在小田原普请过程中花费了永乐钱百贯、兵粮五百俵，甚至还让家臣承担了一部分。
在北条氏规上洛时，北条领内要筹集费用两万贯，北条氏邦的领地被分派了三四百贯，需要尽力筹集云云（出自《武州文书》）。
由此可见，在发展军备的同时，上洛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生产生活压力有多大，也可见北条领内的农业衰退，家臣和百姓有多么疲敝。何况这只是打前站的北条氏规上洛，如果北条氏政亲自上洛的支出恐会更大。
因此又可见，短期内筹集更巨额的资金供氏政上洛，对于北条家来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没准人还没启程，领内就先有人要搞一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