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病床上，就这样躺了三天，什么都做不了。
这期间，我失去了一切和朋友、家人之间的联系。
我所在的病房是三人床，设备什么的也不多，只是心率探测仪和一些简单的输液、通话装置。结合这几日医生对我的探查情况，可以推断出，我还没在ICU，我的病症并非难以医治。换句话说。
——我还有救。
或许是听说了我苏醒的消息，几个身穿制服的人来过病房一次，叽里呱啦的，问了我一大堆话，一个字都没听懂，最后，依靠着他手机中那质朴又稍微可用的翻译软件才得以成功。
大概的内容就是：
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去南极干什么了？
有没有护照？
你来这里做什么？
之类的。
当我问他们我的具体信息时，他们却不告诉我。
我知道，他们是把我当作南极旅行后失事的难民了。不过这两个警察显然智商不怎么样，我的衣物都不见了，可以说，我算是光着屁股来的，问你妈的护照证件呢。
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和医生交代了几句，就出去了，然后就再也没来过。这种情况之下，估计下次见，就是打发我走人的时候了。
几日无事，我趁着旁边床位住院的那个小孩儿和她家长睡觉的时候，将其手里把玩的地球仪拿了过来，这一看才吓了一跳。
从中国的南北，坐飞机都要半天，甚至更多时间，我干脆跨越了南北半球，这是多么远，可我却眨眼之间就到了这里。
我甚至都没有缓过神来，我怎么会跑到阿根廷这种地方，怎么被救上岸的，完全不知。当我想细细研究的时候，那女人已经发现了我，好在她心肠不坏，是个性格不错的外国佬。
我借了她的手机，但上面的文字实在看不明白，把语言调成中文后，发现他们用的软件和我们所常用的完全不同。
我试过打电话，或者下载一些别的东西，实在是举步维艰。
因为她性格不错，我就向她打听了很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她如数家珍的在手机上打起字来。
“那天，你是被一个渔民扛过来的，就是洛韦里亚当地的一个村民。”
“那人在哪儿？”
“看上去，就是东边海港那边一个很普通的渔人，在那个地方，像他这样的人很多，我可以告诉你他长什么样子。”
我道了一声谢，然后求她帮我打国际电话。刚开始她还有点犹豫，将我从上到下重新打量了一遍，应当是在怀疑我是不是国外派来的奸细，我看这样子不妥，干脆告诉她，事成之后我给她一千美金，她三思之后，这才答应了。
国际电话撑死十块钱一分钟，不能再多了。和我做这份生意，她不亏。
就这样，我联系到了邱鸿才，让他去找王梓玉，想办法过来一趟，具体位置，我给他发了。
对面迟迟没有消息，我只能在医院里躺着，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
期间，警察又来找过我，这次来的人比上次多了两个，下面停着两辆警车，他们是来带我走的。
我和他们耗了将近两个小时，告诉他们，我的朋友过几天就会来接我，他们在阿根廷北部离这里有些远，他们依旧坚持带我走，几乎就要对我采取强制措施了，最后还是一旁照顾我的小护士求了情。
我实在是心急如焚。
第二天清晨，病房来了一个人，亚洲面孔，是那个护士带他来的，他们用阿根廷语交流了一会儿，护士向他交代了什么，随后下楼了。
向我说明来意后，我顺利的办了出院手续。
我们住在当地的一个小酒店里，就在我之前住院的医院斜对面。他给了我一个挎包，里面有三万美元现金，是王梓玉给我的，他嘱咐我省着点花。
在这名伙计的运作下，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我办了签证，买了回国的机票，就在后天。我们住在当地的一个小酒店里，地点就在我之前住院的医院斜对面，算是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