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的玻璃柜台总是擦得锃亮，清晨六点卷帘门"哗啦"拉开的声音比巷子里第一声鸟啼还准时。货架上摆着三块钱的塑料陀螺和五毛钱的水果硬糖，二十年来连位置都没挪动过分毫，只是装棒棒糖的饼干铁盒锈得愈发厉害，掀盖时总要溅出几粒陈年糖屑。
"阿爷，要一包跳跳糖！"穿蓝白校服的小女孩踮着脚拍柜台，硬币在玻璃上叮当滚了两圈。老陈颤巍巍地从藤椅上支起身子，后腰撞到货架发出闷响，几包咪咪虾条簌簌掉下来。他总说这把藤椅是儿子用第一份工资买的，竹条磨得油亮发红，扶手上还缠着褪色的蓝绒布，像条盘踞的蛇。
巷尾的刘婶常劝他换张带软垫的椅子。"您这风湿腿哪受得了硬竹条啊。"老陈就摸着扶手上歪歪扭扭刻的"陈"字笑："等阿远回来再换。"巷子里谁都知道他儿子死在汶川，可没人戳破这层薄如糖纸的谎言。他照旧每天往铁盒里投两枚硬币，说是攒着给阿远娶媳妇用，铁盒早被硬币压得变了形，塞进第十枚时就会"咔哒"弹开盒盖。
梅雨季的午后总带着粘稠的甜腥气。老陈把漏水的搪瓷盆搁在柜台下接雨，水滴砸在盆底的声音像极了阿远小时候弹的玻璃珠。那年阿远攥着攒了三个月的硬币来买变形金刚，他板着脸说"考试进前十才给买"，孩子咬着嘴唇扭头就跑，却在巷口被卡车撞成一朵血色的花。后来老陈把那个沾血的变形金刚供在货架最高处，塑料外壳被香灰熏得发黄。
"陈叔，来包玉溪。"穿皮夹克的男人甩着车钥匙晃进来，老陈盯着他耳垂上的银钉恍惚。阿远打耳洞那年被他拿扫帚追着跑了半条巷子，孩子躲在刘婶家的丝瓜架下冲他吐舌头："等我当了大歌星，给您买镶金边的老花镜！"后来那副从地摊淘来的塑料眼镜还收在饼干盒里，镜腿早被老鼠啃得坑坑洼洼。
暴雨来得毫无征兆。老陈蜷在藤椅上听收音机里沙沙的杂音，突然有团黑影扑在卷帘门上。是个浑身湿透的姑娘，怀里抱着被雨打蔫的康乃馨，指甲缝里凝着暗红的血痂。"能借电话用用吗？"她声音像浸了水的火柴，老陈瞥见她锁骨处的淤青，想起阿远被打得鼻青脸肿那次——孩子攥着不及格的卷子说"爸，我以后去工地搬砖养你"。
姑娘对着话筒哭得发抖："妈，我再也不逃婚了..."老陈往她手里塞了包纸巾，转身去煮姜茶时听见硬币落进铁盒的脆响。第二天货架上多了支雕着玫瑰的银簪子，裹着张皱巴巴的纸："抵电话费"。老陈把它和阿远的校徽别在一起，从此再没见过那姑娘。
冬至那天特别冷，老陈往铁皮炉里添炭时被呛得直咳。玻璃门突然被推开，穿驼色大衣的女人拎着蛋糕盒走进来，睫毛上凝着白霜。"要包烟。"她盯着货架上的变形金刚突然红了眼眶。老陈看见她无名指上的钻戒，想起二十年前那个跪在灵堂哭晕过去的女人——阿远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三年改嫁，再没回来过。
"这模型...能卖我吗？"女人声音发颤。老陈踩着重重的步子去够货架顶层，风湿膝盖发出咯吱响。"给儿子买的？"他扯着嗓子问。女人突然捂住嘴冲出门去，蛋糕盒摔在雪地里，奶油玫瑰碎成粉色的雪。老陈在玻璃上呵出口白气，用手指慢慢描着"暂停营业"的牌子，雪粒扑簌簌地往他白发里钻。
开春时巷子要拆迁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老陈蹲在门槛上修那盏总闪的日光灯，工具箱里还躺着阿远用铁丝弯的歪扭衣架。穿西装的年轻人递来拆迁协议时，他正往铁盒里投今天的两枚硬币。"您这破屋子值八十万呢！"年轻人指着墙缝里的霉斑嚷嚷。老陈突然抓起扫帚往外赶人："阿远回家找不着路咋办！"
那夜他抱着铁盒蜷在藤椅上，电视屏幕闪着雪花点。午夜新闻说汶川新建了纪念馆，镜头扫过密密麻麻的姓名墙。老陈浑浊的眼珠突然亮起来，佝偻着背几乎要钻进屏幕里。阿远的名字在第三排右数第七个，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他颤抖着去摸搪瓷盆里接的雨水，却打翻了香炉，灰烬扑在变形金刚上像场小小的雪崩。
最后一次发病是在清明清晨。老陈握着阿远的校服外套倒在货架前，玻璃瓶装的千纸鹤哗啦啦砸下来。最先发现的是来买早餐奶的小学生，看见老人手里攥着张泛黄的照片——穿背带裤的男孩举着奖状笑得灿烂，背后是崭新的小卖部招牌。
铁盒里的硬币撒了满地，最上面那枚还带着体温。拆迁队来清场时，有人从饼干盒底翻出本日记，最后一页的日期停在2008年5月11日："明天阿远生日，记得买奶油蛋糕"。
巷口的风铃不知何时断了线，躺在废墟里积了厚厚的灰。后来新建的商业街开了家便利店，穿制服的小姑娘总对客人说："我们店长特意装了风铃，说是有位老爷爷最爱听这个声音。"偶尔有老人驻足，说这铃声听着像谁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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