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帝国三省六部这一中枢制度的确立，代表着自两汉以来皇权对于外廷的干预和分权总算告一段落，且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渊源，前身其实都是君王内侍近臣，皇帝为了保证君权得以独大，且对外廷能够形成有效制约，而不断将自身的权威下放给这些近侍臣子，使他们得有资格参与到外廷行政之中，对原本三公九卿的体系不断造成冲击，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能力。
当然，除了三省六部这一中枢主体制度的创设，远三公九卿旧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为中枢制度的主体而仅仅只是一种补充。
这其中，三公成为真正的荣衔用以犒奖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则剥离原本的政治礼遇，退化为单纯的事务性职事，用以补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这也算是一种褪去繁华之后的返璞归真，九卿改为九寺，再加上同为事务性的五监，如是便组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务型职官体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加上一个风闻奏事、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如是便构成了中枢官署的基本构架。
这一整套台省、寺监的定制改革，在大业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时间内逐渐完成。这还是因为朝廷中枢本就脱胎于原本的洛阳行台，诸多创制其实早有雏形，在审定职权、核定品阶之余，同样没有荒废了正常的行政事务。
当然，在这一年时间当中，除了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的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一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的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的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约州刺史的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点，朝廷主要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了获取一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了一个经验。
这一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一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评，三年一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给外州任事者规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确保不会久任一地而专擅地方。
第三个途径，则是事权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构架大体分为州郡县三级，大梁新朝则直接取缔了郡一级行政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郡望旧族的一种打压。
所谓名教，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名为教。所谓的名，狭义上就可解为名词。三纲五常，你无需了解内在机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为守礼恭谨之顺民。
名词更可引申为概念，无需了解更多历史细节与世道进化机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举则就是一个进步的、开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种进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世族豪门乡声誉望何以名为“郡望”而非县望或州望，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大梁新朝创设伊始，郡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被直接废除取缔，这在无形中就化解了相当一部分郡望给世家旧族带来的实际惠利。
州权下放，郡治废除，相应的县这一级行政单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强，而县令也成为大梁统治之下位卑而权重的代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枢诏令下达两千余条，其中确定将会推行实施的政令范畴则达到一千条以上，而在这个范围之内，单单直接诏达县令一级的，便有七百条之多。
在这个事权下放的过程中，皇帝陛下更是亲自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表示出对于县令这一级主政一方官员的重视。像是大业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连续数次亲临中书省，主持各地县令选任委派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