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身寒微，亦无从军经历的姥爷来说，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员，对于那个时期的国际局势不能说是一知半解，只能说是浑然不清。
本身大字就不识几个，写起自己名字来都费劲，你要非逼得张飞绣花、李逵识字，那也着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他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口号和信仰，那就是听他老人家的话，坚定不移跟党走。
不夸张的说，他们对于那位老人的信仰、热爱和支持，是深深烙在每个人的骨子里的。
若是没有他，或许中国人民至今都还在黑暗里摸索和徘徊。听他的，准没错。
60年代末，同爷爷一样，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姥爷也被“光荣”地送上了开往新疆若羌县的火车，留下姥姥和以大姨、大舅为首的几个孩子在老家，各有分工。
据大姨和母亲回忆说，她们白天会去学校读书，下午放学以后也捞不着玩，回到家放下书包，就要去帮着种地、薅草、喂猪、捡柴禾。
累、苦，很不容易。
但回想起来，他们的童年也并非就见得是难以名状、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反而对那个年代的生活有更多的感怀和留念。
70年代初，姥爷结束了短短两年的生产劳动，国家也给他安排了工作，调到江苏沛县的姚桥煤矿。
先是做钻井工，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地面。
最后又进到了矿里的食堂，当上了食堂小班长不说，还入了党。
为此，我父亲后来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调侃说：
受那个文盲率还未被完全扫除的年代的影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入党的可谓比比皆是，思想觉悟就甭提啦。
反正领导说啥，党员带头叫好就行。
不然还能怎么要求他们？
真要较起真来，让这帮大老粗照本宣科地念上一遍党章或背诵一遍《共产党宣言》，怕是都得支支吾吾，半天还吐不出一个字来……
以至于在我姥爷的晚年，已然是半身不遂，并丧失语言功能，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下，还有一个老头会不遗余力地敲开家里的门，一本正经的跟我姥姥说：
“告诉老张，明天到绣琦园派出所后头的老年人活动室，要开一个党员大会。另外，他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多少？要是5000以上的话，明天来开会的时候，带个30块钱，顺便把这个月党费交了。别的没啥……”
还没等老头走呢，我姥姥就略带有一些嘲讽的语气回应了：
“哎哟，你进屋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吃饭都得人喂，解手都得人搀，还参加啥大会小会的……那你得找几个人来，抱轮椅上推着过去，我一个人是弄不动他。还党费呢，他多大官儿啊？年轻时候在食堂干过几天，发过几年的纪念章，就成党员啦？你可散伙吧。他现在这样能干啥？我交了党费，党替我管他从早到晚的吃饭屙屎不？”
老头听后竟哑口无言，只得轻叹一口气，拿不可救药的眼神看我姥姥两眼后，便悻悻地走了。
不过我估计，像我姥爷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估计大部分都这样。
本来嘛，既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的挫折和特殊的考验，思想觉悟这块儿腐朽没落就甭提了，不是一脑门子浆糊也差不多。
说句不好听的，能做到不整天惦记着多拿多占算好了，你还想从他们口袋里拿钱？这不成了老虎嘴里拔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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