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在黎耀民等人的周密安排下，钱斯年、苏长欢和杨义师秘密会见了地下党二号人物，周先生。
大家就“迫夏抗日”还是“反夏抗日”问题达成了共识，最终敲定双方以武力形式迫使夏怀甫同意联合抗日，而非推翻南京政府取而代之。
会谈结束时，周先生感慨地对钱斯年说：“少帅最令我敬佩之处在于，从始至终你都未曾问过一句，如此兵行险着，于你能有什么好处。可见，少帅完全从民族大义出发，未尝考虑过任何私人利害，实乃大仁大义之士。若夏公、田公之境界能及少帅万一，则我中华民族幸甚。”
钱斯年略有谦虚，回赞道：“周先生亦令钱某佩服！先生和地下党又何尝不是不计个体之荣辱，一心只为民族之存亡？若先生执意‘反夏抗日’，我与杨副司令未见不会妥协。但您体贴我等，不愿令我二人背上‘叛主’的千古骂名，只愿两党协作，共谋大计，亦是至仁至义。”
就这样，一场足可令风云变色的事件悄悄拉开了序幕。
十二月初，由于西北剿匪计划在钱斯年和杨义师的压制下始终搁置，夏怀甫不得已来到西安督战。此举引发了爱国学生的游行反对，群情激奋。夏怀甫授意钱斯年前往镇压，甚至下令必要时可对学生采用武力，使得众人对他最后一丝信任也消耗殆尽，终于下定决心发动兵谏。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斯年曾多次面见夏怀甫，规劝他放弃和地下党的内斗，并主动请缨抗日，均遭到驳斥。面对如此食古不化的夏怀甫和步步紧逼的日寇外敌，钱斯年已别无选择。
十二日晚，钱斯年亲赴华清池将正在该处休息的夏怀甫扣押，而杨义师则负责将夏怀甫带来西安的随从一一拘捕。
与此同时，钱斯年和杨义师通电全国，发布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先生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哗然一片。
要知道，自古以来，以兵相谏，少有不被视为大逆不道、谋朝篡位的，无论将初衷粉饰得多么高尚，总会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史书遗臭。
但是，世人大概无法理解，钱斯年和杨义师此举，将自己的荣辱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就算将要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为的，就是民族大义，求的，只有抗日救亡。
果然，不理解的声音立即甚嚣尘上，即便是之前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夏怀甫的各界学生、先进人士，也开始发表文章口诛笔伐钱斯年、杨义师之举，认为他们在本已满目疮痍的国家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面对各界的质疑，钱斯年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还有地下党这个同盟，国际上也有地下党的上级组织在背后支持。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居然一纸声明发来，严正指责钱斯年和杨义师的行为，甚至主张杀死夏怀甫，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