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代云南全省均处于西南边疆前沿，则上述将“外夷”同“直隶”对举的政区记载方式，体现出西南边疆政区体制具有“内”与“外”的分野。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所录“直隶云南布政司”的政区为十二府、七军民府、三军民指挥使司、一州、二长官司，属于“外夷衙门”的政区有六军民宣慰司、二御夷府、三宣抚司、四御夷州、二御夷长官司。
这说明府、州、司等行政区划形式在“直隶”与“外夷”两种分野中共同存在，因此政区形式不是分野的基础。然从地理分布格局来看，两套政区分野最明显的是边疆地理态势。
所谓“直隶府、州、司”均为云南靠内地区，而“外夷衙门府、州、司”都位于云南“直隶府、州、司”的外围及边疆地区，由此形成直隶府、州、司为云南的“腹里”和外夷衙门府、州、司的“外边政区”格局。
景泰年间撰成的《寰宇通志》所载云南等处承宣布政司直隶政区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的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完全相同，而该书以“御夷”为标志的十七个政区也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外夷衙门”政区完全吻合。
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重修《大明一统志》，所录云南政区的表达方式与《寰宇通志》一致。是知《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记载云南政区所称“御夷”者，即《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外夷衙门”政区，几种记录表达词汇虽然不同，但皆清晰反映出明代前期云南边疆政区的“内外分野”特征。
明中期云南再修通志，即为今存周季凤撰正德《云南志》，其记述云南政区时也分为“腹里”和“外边”两个系统，说明这种“内外分野”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依然延续。
直到明后期，万历《云南通志》与天启《滇志》的记载较前述各志书发生了很大差异，举凡“地理”、“建置”、“赋役”、“风俗”等卷仅记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的情况，却专设《羁縻志》记载云南外边土司政区。
综合上举诸书所载，明代云南的外边政区在洪武末年至永乐初年基本形成，主要是在以下三种不同的地区设置起来：
第一，元末明初麓川势力扩展所侵占的地域。
第二，明朝平定云南后的新附地区设置为宣慰司或军民宣慰司。
第三，正统年间（1436—1449年）三征麓川后析分麓川老巢之地设置干崖、南甸、陇川三宣抚司。到景泰年间（1450—1456年），形成了稳定存在的西南边疆外边政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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