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上十余年前弄出了造纸术，迅速得到了推广，使得整个文辞结构、语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大量的民间用语开始和书面表达一致，语法、语序等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一群此时的白话文章，借助毛笔和纸张，迅速开始出现。
乐正氏之儒中的一派认为，应该坚持复古，坚持旧的文辞手法，并且传承下去，这是儒。
乐正氏之儒的另一派则认为，以前没有纸，只能在竹简上写，所以咱们才需要研究属辞，现在纸张都出现了，事要大于词，义要胜于事，所以不应该本末倒置，不应该继续坚持原本的属辞，而是尝试着和墨家沟通一下，大家一起制定一下语法规范，你们坚持复古那是本末倒置的小人儒，我们与时俱进重事义而变文辞，那是君子儒。
属辞传承，因为纸张、毛笔、贱体字的出现，导致了乐正氏之儒的第一次分裂。
开始尝试构建完整的白话语法的分裂出来的那派乐正氏之儒很快又再次分裂。
这次分裂源于“比事”。
墨家讲道理，也很喜欢比事，但是墨家的比事得出的道理，往往和儒家比事得出的道理完全不一样。
比如甲和乙，都能关于仁，那么这就是乐正氏原本的比事。
比如丙和丁，都能看出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军功爵和私田制开始盛行，那么这就是墨家用的比事。
墨家的这种比事的方式，自然是因为墨家的道义内核，但是这种比事方式是很容易吸引人的，而且似乎道理也更为合理。
于是乐正氏之儒迅速地进行了第二次分化。
一派认为，墨家研究历史的方向是错误的，史怎么可以这么比较呢？这么比较的话，仁、义怎么能够以史为鉴呢？如何能够让仁义透过历史传递给后人呢？
另一派则认为，墨家研究历史的方向，虽然和咱们比事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就像是红色和黑色、圆的和方的一样，咱们研究颜色、他们研究形状，不能说他们是错的，只能说他们不是基于仁义而是基于利，但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嘛，岂不闻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
第二次分裂之后没多久，索卢参西行归来，泗上庠序文科院建成，乐正氏之儒又出现了第三次分裂。
事情源于索卢参从极西之地带回来的那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工作。
要翻译成诸夏文字，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且文法结构、语法等事，乐正氏之儒也更为擅长一些，于是庠序希望乐正氏之儒能够在泗上出仕。
领取墨家支付的薪水，参与文法研究、语法重构、翻译等工作。
一派认为，咱们虽然来到泗上和墨家学习借鉴，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在泗上出仕是底线，如果出仕那就是背弃大义，墨家虽然有学问，但是不能够克己复礼，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吃敌人的饭，岂不闻伯夷叔齐之事。
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和墨家虽然有分歧，但墨家也不是夷狄，我们参与文法、语法、修辞和翻译工作，那是能够传承文化，是立大功于当世、留大业传千古，岂不闻三不朽之言？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编撰翻译那是立功，你们严守克己复礼只是立言，所以我们才是正确的。
出仕与不出仕之分过后也就半年，乐正氏之儒再次出现了第四次分化。
一部分人认为，夫子一生所求，不管是克己复礼还是仁义，究其本质，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但是，夫子克己复礼的路好像是不太行得通了，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决定加入墨者成为了候补墨者，参与到这场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的大事之中。
岂不闻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夫子之志，在于天下安定，克己复礼只是一种方法，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安定，就像是从曲阜走到郢都，难道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吗？
又岂不闻夫子言，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你们这些人不知大义，却守小节，并不是真正的君子的，不过匹夫匹妇之辈也。
夫子又言曰：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羊舌赤亦非儒者，夫子且赞，若夫子复生，也必投身于这场让天下安定的变革之中，你们严守门户之别，弃大义而守小节，实在可笑。昔年管仲佐公子纠，公子纠死而不殉，反而出仕为相佐齐桓九合诸侯，天下受其益，我等叛儒归墨待天下定，夫子若闻之，必大笑而赞，又惜叹早生。
短短二十年间，乐正氏之儒分裂四次，最关键的是乐正氏之儒是儒家最早一部分在泗上出仕、最早一部分大规模成建制加入墨家的。
剩下那些没加入墨家的，多半数还和墨家眉来眼去。
今天来谈谈语法、明天讨论下修辞、后天探讨下历史，弄得乐正氏之儒在儒家其余派别面前很是尴尬，被别的派别骂作“以贱妾之态媚墨”，比子张之儒的“贱儒”更惨，直接从贱儒被骂成了“墨妾”。
问题在于乐正氏一系还有小半数严守儒家之节，坚决不与墨家同流合污，可“墨妾”这个帽子却是被戴在了整个乐正氏之儒的头上，因而这一次争辩乐正氏之儒直接通过关系找到了投身墨家的原乐正氏之儒，由他们向墨家高层提议千万千万别超规格招待乐正氏之儒，也算是给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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