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舶司的“市舶提举”由杭州的两浙路转运使曹智兼任，市舶司开业那天这位曹大人连来都没来！事实上，杭州市舶司早先成立过，后来被废止了，原因是在海外贸易上，大宋原来就有三家市舶司，分别是广州、明州、和杭州！
在对外贸易上，明州杭州主要是针对朝鲜高丽和扶桑日本的市舶贸易税收，而广州则针对于南方诸国的市舶贸易，但有人建议，太过浪费，大宋朝海外贸易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多少实际的收入，不如取消掉杭州市舶司只保留明州和广州两家即可。
本来在像在福建泉州，远洋可利用季风，春去夏来，一岁一往返，但却要前往广州进行市舶登记，货物才能上岸，纯属浪费时间，有人多次要求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但都没被批准，究其原因，其实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地方上的收益多了中央的收入就少了。
为了将这种海外贸易集中控制在中央但手中，早在太平兴国元年，宋太宗即设立榷易院，把全部外贸产品都收归政府专卖。所有外国来的香药宝货到广州、交趾、泉州、两浙，不经官库不得私自交易。
后来太平兴国七年年底，即改行有限禁榷，把外贸商品分做禁榷物和放通行物两类，除珠贝、牙犀、等8种外，其余商品为放通行物。不过放通行物得在“官市”交易，绝大部分商品的贸易仍控制在政府手里。淳化二年，进一步放松到除禁榷物外的其他商品只须在官市交易一半。
天圣年间以后，仁宗又进一步减少了官市。但是，对中国商人远洋出海的控制仍较严。宋初政府对商船的出海口、停靠地规定不多，到了端拱二年，则规定海外商贸须呈报两浙市舶司，外贸控制的后果是，市舶司所在地的市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效益一直不好。
那些未设市舶司的地方，地方政府不满，民间“走私”泛滥。朝廷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管理不严。熙宁九年，曾任广州知州六年的程师孟，上奏请废杭州、明州市舶司，只设广州市舶司。这个方案未被神宗采纳。但后来颁行的《元丰市舶条》，规定杭州、明州市舶司掌管与日本、高丽的贸易，广州市舶司则掌管与其余十几个国家、地区的贸易，以广州为重点实行垄断贸易。
由于地方政府的阴奉阳维和官员的贪腐，《元丰市舶条》实际上名存实亡，而海外贸易的收入也越来越少，于是朝廷对此也就不再重视，实在是因为市舶司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中央朝廷控制仅限于转运使这一级，上下均没有直属管辖权。
中央集权是大宋朝廷加强控制力的一种方式，但其反面效果日趋明显，封建王朝是建立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之上的，以当下大宋工商业日渐发达的现状，不少场主和大商人跟朝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突出了。
刘启不管那些，杭州设立市舶司本就是他下一步进行大规模海外贸易的第一步，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其实不但是泉州，在山东的高密等造船和行船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早都有民间的私立机构出现了，这一点朝廷不知罢了。
市舶司的成立，也就是将杭州港的临时市舶管理处改成了：市舶提举府，商品是否进入官府设立的官市还是进入民间的黑市，市舶司就不管了，这一点跟原来的市舶司衙门的管辖范围有点出入，不过商人是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