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前，这基本经书突然遗失了，而其中三部经书突然出现在大宋国金山寺佛印大师手中。
佛印大师是云门宗的泰斗，他得到三部经书之后颇为困惑，因为其上所书的文字他不认识，因为当初慈贤三藏所译天竺文字被书写为契丹文字，三部经书虽被他视作至宝，却无法研读半句。
没过多久，这三部经书在大宋的事情就让辽国知晓了，辽顺宗大怒遂有兴师问罪之意，宋朝遣使斡旋此事，后辽国内乱，此事不了了之，而佛印大师在去世之后，这三部经书也不知下落了。
佛印与灵隐寺济慧大师有旧，此番寻找经书之事就落到了济慧的头上，而真正在寻找这三部经书的人却是济明和尚，济明还为此发了宏愿，哪知道济明循着踪迹一路找到辽国的开龙寺后，才发觉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契丹族原无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个部落主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扩大经略，即有意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据说唐天复二年，辽太祖始置龙化州即已有开教寺的创建。到了太祖天显二年，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帝室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佛事，这样，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
到了太宗会同元年，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原来佛教盛行，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见显着。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中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
道宗皇帝尤为信仰，他在于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又以国家的力量搜集、整理佛典，督励学僧加以注解，刻行流通。他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盘》、《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他重要经典的刻事，佛教史上最着名的版刻大藏经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后来传入扶桑，后流入中原。
道宗皇帝就是耶律洪基，本人精通梵文，对佛教华严学有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他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优遇他们，位以高官。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人，大大提高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
佛教经过几代辽帝的兴盛，俨然已成为辽国的国教，是有西域胡僧巴纳铁掬偕密宗大乘教义来辽，在上京弘法四十三天，信徒过万，遂受到辽帝接见被授予国师尊衔，并且长期挂单上京开龙寺。
但巴纳铁掬此人很不简单，活动能力极强，短短几年时间就与辽国总是之内的王公贵戚打的火热，渐渐有左右朝政的能力了，而对于此天祚帝耶律延禧却视而不见，而是受到兰陵王刘奉先的鼓吹，让巴纳铁掬在辽国全境弘法，到处搜刮庙产修建佛塔，为此一项朝廷每年耗银无数，各地州府怨声载道，最后也被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搞得民不聊生。
开龙寺内建有国师的行宫，如今国师跟随大辽朝廷避祸西京，这里反而没有人常住了，金兵攻占上京以后，并未骚扰僧产寺庙，开龙寺主持圆通悟理鲜演大师为此称善，组织僧众救护兵祸伤者。
济明来到开龙寺求见鲜演大师，得知从佛印大师那里失去的三部经书果然就在开龙寺，而这三部经书就是巴纳铁掬交给鲜演的，这件事颇为蹊跷，为什么佛印保管经书怎么会出现在巴纳铁掬的手里？而巴纳铁掬根本没有去过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