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阮大铖还没有到吴昌时那么卑劣无耻，何必把他黑得跟过街老鼠似的，论才华，阮大铖还比吴昌时高得多呢。还有人说阮大铖也没有多大的过恶，也很难算是阉党，他最初只是和左光斗在官职安排上有些分歧而已，魏忠贤当政时，他也很快主动辞职了。
阉党在东林点将录里还把阮大成归入其中，说成“天究星没遮拦”，阉党倒台以后，他马上被启用成了光禄寺卿。那时起码在朝为官的东林人物根本没有把他算作阉党。总不见得和东林里一些人发生过矛盾就成了阉党吧？
更有人为阮大铖最被诟病的，当上光禄寺卿寺以后上疏把东林和阉党相提并论的奏疏洗白，那里面说的也是事实。东林确实和太监王安有勾结，这是东林自己也承认的。只不过王安名声比较好，不过也确实违反了文官不结交内侍的规矩，阮大铖并没有说错。
以吴昌时这样的人都能在东林中混得炙手可热来看，东林中人及其支持者也不是不会干一些恶事。而且还旧事重提，在大朝会上被崇祯拿下立威的十二个人里，就有御史田维嘉，受贿三百两，为饶阳县何茂梧开脱他儿子何麟虐杀多个婢女的恶行，最后与何氏父子一起被砍了的那个，这事情早就已经被公布。在被拿下前两个月就上疏建议要把冯从吾、高攀龙、邹元标从祀孔庙，虽然是北方官员，许多东林中的也把他看成自己人。
这些观点，起初只是在很小范围里小心翼翼地试探性议论，后来传播越来越广，同样在一个月时间里，在吴昌时的名声一落千丈的同时，阮大铖的在南方的名声迅速好转。有人甚至把阮大铖说成了耿介孤傲、独立不依的君子。钱谦益和汪当淳舆论对人的褒贬像醉汉走路一样东倒西歪，都和真实情况相差很远。
原来在南方舆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东林系，已经节节败退。出现了第一批敢于对东林的各种主张提出异议的人，开了个口子，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次是化解了东林占据的两个大势，从根源处瓦解了东林操控舆论和人心的手段，并不是阉党掌权时那样，只是在高层用权势强压住局势。
南方反对战时新政的主力就是东林系士子，随着这批人的败退，新政在南方各地就大刀阔斧推行了下去，那些在科举道路上难以再有进步的童生和生员，在新政里看到新的上升希望和途径。之前东林系代表着和官方舆论不同的民间舆论威慑，他们不敢太积极。现在没有了这个顾忌，都争抢进入地方各级课税提举司、宣化司的名额。
当然也需要经过选拔考试，不过考试侧重和科举不同，要考算术会计，信息收集，税务条例、朝廷政策，还有一些演讲辩论技巧，编剧台词评书等通俗文艺水平。对于儒学经典，只是测试运用其中的理论于工作中，不太注重寻章摘句了。
许多考了十几十多年的老童生，顺利通过了两个词的考试，成了九品甚至八品的小官，如果工作出色，还有可能升迁到七品甚至以上。参加这种考试的人多了起来，许多书商看到了商机，在应考科举书之外，也联络了一批参加过考试的童生和生员，根据两个司考试内容编写相应的应考书籍发行销售全国各地，也大赚了一笔。
在人口普查工作进行中，钱谦益又上疏建立在以前黄册编制人员的基础上，从朝廷到各地新建各级国计司，也招募童生和生员参加，统计各地真实人口数量和职业，编写新的黄册。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以后，每十年再进行一次。十年中的其他时间，国计司也要统计各地的产业情况、田地数量和产量、工匠制作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以便对各地产业情况、生产能力有个大概的了解。在战争时调集各种资源也能更加高效。
国计司还负责各地地方志的整理和编写，原来地方志是县令组织各地读书人自发参与编写，参不参加全凭意愿，现在可以由国计司专人负责。凌蒙初已经联络到了胡正言和吴发祥，说了用他们发明的饾版拱花刻印技术印制新版宝钞的事情，他们已经随同一批江南雕版高手工匠前往北京，到北京以后就可以研制新版宝钞的雕版了，预计等一年以后，崇祯宝钞就可以印制出来，发行全国。到时候新政税收也已经收够一年，足以担保支撑宝钞的币值。
江南各地民兵训练的事情也初步展开，这件事最顺利，江南士子几十年来就有喜欢谈兵论武的风气，茅元仪就是代表。陈子龙、魏学濂也一样，之前只是纸上谈兵和个人武艺训练，现在有人地方部门专门拨出经费，让他们参与组织民兵训练，可以向北方一样，各带领一百民兵列阵对战，胜出者获得科举晋级资格，江南战时新政各方面都推进地很顺利。
另外，阮丽贞因为受阎应元的庇护有了交往，两个人也互相有了些意思，钱谦益从中牵线作媒，确定了两个人的关系。不过阎应元是崇祯提拔的亲信，这件事情还需要钱谦益上报崇祯，由崇祯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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