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渡城南，城下门内。
我带着脸色很有些不忿的王贵与崔邦弼，在亲卫队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临时前往仁和坊的帅司驻地参加军事会议，且进行沟通和协调后续战事的过程，并不能算是很愉快，或者说有些不欢而散的味道；
虽然在主帅王端臣的极力弹压和约束下，并没有变成针对我的淮军所部批判和质责大会，但是在场济济一堂的上百名中路军将帅之中，还是难掩某种对于我和我所在淮军，隐隐的敌意和潜在的排斥。
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只是被摆到台面上来的时候，有些不那么好看而已，事实上一贯以来。
按照中外军的资序，我们的影响力和关系，正好呈某种反比，相处的关系最好往来做密切的，无疑是外军之列，比如从属东南路招讨行司的人马，一方面是充分利用了某种内部渊源，在战地中又有某种利益往来上的互补。
但是到了朝廷广义上中军所属资序，则又是另一个极端了，很有些人憎鬼厌的存在和心结。
对于我们的隔阂和排斥，却是源自当初模范新军的身份，一方面是朝廷在投入和宣传上的不余遗力，让新军所属成为某种被人羡慕妒忌恨的源头，另一方面，则是新军的创立伊始，是以大量被裁汰和整编的旧式部队为代价的，
因此那些因此失去职业和前程的人，总是不乏各种亲朋古旧的渊源牵扯，为之物伤其类式的各种兔死狐悲，，他们固然不敢公开质疑国朝中枢的决定，但是却不免把矛头对准这直接收益的新军本身，因此感官上对于新军自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和排斥。
另一方面，却是自从淮镇建立以来，江宁方面就一直拿这个例子，来对照和鞭策那些传统的军序，乃至进行整顿和裁汰，这种情况下那些来自岭内和江南的将官，面对名义上的额“始作俑者”能够有好脸色才怪呢。
但是这一次就连中路军中的那些江西、荆湖、淮南之地的延边军序，也隐隐站在对立面上，则是另一种利益和立场的使然。
正所谓是在灭国破朝的天大功劳面前，同样也会令人利令智昏的，而我所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哪怕过往再有怎么样的渊源和往来的交情，一旦涉及到你多一分我就少一分的争功上，私下再大的利益牵扯，也就毫无情面和过往可言了。
更何况我也知道，有人始终在中路军中隐隐鼓动言论称，我和麾下的淮军是来抢功和捡便宜来了，将他们浴血奋战的成果，淮军轻轻松松就给夺走了。
而后来的一些淮军主动出击之后的表现和作为，也似乎加深了他们们这种趋向和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我能够提出的种种建议和警告，也自然被当作某种转移话题和矛盾的手段，一一的驳斥或是刻意忽略掉了。
反倒是众口一致的各种建言和倡议，从相对委婉的，让初来乍到的淮东军“好好的休整一番”，不要再妄动兵戈的；到不要擅自行事而牵动局面，破坏现有布置和成果，没有顾全大局的观念云云，甚至就差没有人跳出来指着鼻子喊，“千万不要来碍事”了。
虽然大都被同来的王贵和刘延庆，用夺得的战绩和杀敌数字说话，而纷纷当场驳斥了回去，但是这反而让我坚定了一件事情。
正所谓是有一就有二，断然是不能低估这些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敌军，所采取的手段和决心的下限。
身为友军的告知和示警的义务已经尽到了，至于别人在私心和欲念的驱使下，铁了心想要做死的话也且由他去了。
至少这次会见也不是毫无成果的，至少以现今据有的地盘和成果，争取到了一个相对自由行事的口实和名义了。
毕竟，这一轮攻势下来，来自城东和城西相继出击的部队，已经将洛都北面平原上的敌军，分别包围和压缩在，以河阳桥南关和千金堡一线，由洛都六水之一的谷水和涧水分隔出来的狭长地带上了。
若不是决堤的覆城渠暂时挡住了我军继续攻击的去路，只怕早就在安喜门前成功会师了。
另外，身为总领前沿的主帅王端臣，身在其中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
虽然在台面上不欢而散了，但是私底下还是有极少数个别军序的存在，表示了继续愿意沟通交接下去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