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开始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
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提升朝堂的收入，刘晏提出来了这两税法。
这两税法说白了就是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然后一年分夏秋两次，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
原来的租庸调制，它的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一百五十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一百五十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了，因为我勤劳致富。
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一百五十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那时候是按人丁为主，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这样一来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河东道，你人跑河南道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哪，人必须在哪，地在人在。
实行了两税法之后这就无所谓了，你爱上哪上哪，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
如此一来，你在这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一个地方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任何其他地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体现在这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晏才敢于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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