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落实到开中上去，盐政不光是干系到太仓的收入，更是有关军储。
朱载坖于是单独召见和此事有关的重臣。首先就是内阁首辅李春芳，那是扬州府兴化县人，出身于淮扬之地的李春芳，对于盐是很了解的，不过李春芳主张对盐政进行温和的改革，他比较倾向于使用庞尚鹏的办法，就是改革余盐，承认边商、内商的分化，并且尽可能的调节边商和内商的关系，保证朝廷的收入。
但是朱载坖显然不是这个想法，折银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大幅度增加太仓的白银收入，但是对于九边来说，更重要的是士卒所需要的物资，这点是必须要保证的，由于开中制度的崩溃，民运的折色，导致边镇的本色物资减少，士卒生活困顿，这是朱载坖无法接受的。
民运粮折征物料、折银确实能够使得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但是折银后边镇粮食供应又出现了问题，官兵手上有了银两，但又无法买到足够的粮食，朝廷没有办法使得使得与九边军镇军饷需求相当的粮草数量的流入，最后使北方边镇粮价恶性飞涨，粮食市场逐渐崩溃瓦解。
这对于大明的边防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朱载坖必须要想办法加以解决。
所以朱载坖随后就召见了高拱，因为高拱是北方人，他是坚决反对恢复民运的，他认为民运粮草到边镇，对于百姓来说实在是过于残酷，还是要回到开中才是解决边镇粮秣物资供应的办法。
对于高拱的这个看法，朱载坖还是有些同意的，让百姓去长途运粮显然是不合理的，朱载坖想知道的就是官运是否可行。
高拱认为在北方官运一样不可行，高拱对朱载坖说道：“陛下，北方不比东南，可以利用运河，九边军镇除了辽东、蓟镇之外，大部分都要依靠陆运，陆运主要依靠车辆，一曰人车，两人牵推，每车运不过四石。一曰牛车，前架二牛，以二人御之，运不过十二石。一曰骡车， 以十骡架一车，运可至三十石。然其费亦不赀矣。边镇所需何止百万石粮秣，全靠朝廷组织运送的话，耗费不菲。”
更关键的是，这种组织官运的办法就给了地方州县官员盘剥百姓的机会，州县官员们肯定会借机加征所谓脚价银，而大明的加耗往往比正粮要可怕的多，所以高拱认为不能组织官运，还是要进行商运或者军运。
商运其实在大明推行过一段时期，高拱拿出来之前推行商运时的价格，当时大同镇缺粮，商人可在大同、太原两地输米中盐。不过中盐比例不同， 因为商人若将米运至大同中盐，官府所得之米可直接作为军饷就地发放。若商人在太原 中盐，于商人更为便利，但官府还需组织人力将所得的米粮等物转运大同，才可用于军饷发放，显然这笔费用是要加到盐引价格上的。太原到大同不足300里的距离每石要加价3斗，所以商运的价格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
之前在西安也实施过商运，嘉靖八年，西安府等应解甘肃钱粮，免其民运。每粮1石征脚价1钱，连粮征银、布交收府库。
所以商运还是现在比较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