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诸侯大多按兵不动，平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各自心怀鬼胎，暗自保存实力，转而为了地盘与权势互相倾轧，相互厮杀，形成了鲜明对比。
东汉末年遂陷入军阀混战时期，袁绍、韩馥等关东诸将聚众商议，认为献帝年幼微弱(时为十岁)为董卓所操纵，名为汉帝，实为傀儡。
且为董卓裹挟迁都至西京长安，远隔关塞即函谷关、桃林塞等，生死未知，而幽州牧伯刘虞贵为宗室长者，德高望重，民心所归，欲共立为天下君主。
时行奋武将军之事的曹操当即旗帜鲜明地反对，献帝幼弱被迫受制于奸臣，并没有明显的过失，更不像昌邑王（西汉废帝刘贺因荒淫无度、不保社稷，被立二十七天后，为顾命大臣霍光等上奏上官皇太后废黜）有亡国之罪过，如此擅行废立，天下必兴祸乱，人人皆自危。
曹操一番慷慨陈词，袁绍、韩馥并不以为意，皆暗自书信与当时在关东联军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后将军袁术（初为袁绍的亲兄弟，袁绍过继叔父袁成后，成为堂兄弟），游说其加入拥立刘虞为帝的阵营中。
袁绍、韩馥打的如意算盘是不必兴师动众，耗费兵力财力，动动嘴皮，跑跑腿，赚得拥立新君的首功，从而加官进爵，位极人臣，操纵天下之权柄，呼风唤雨（典型的权欲熏心的野心家的妄想症）。
袁绍等以原乐浪郡（隶属幽州刺史部）太守、刘虞原来的老部下张歧为说客，亲自前往幽州想凭其旧交情和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刘虞。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起居注》记载，为袁绍、韩馥卖命，充当说客的还有曾任冀州刺史部钜鹿郡任县县长的毕瑜。
张歧滔滔不绝的说辞还未说完，就被怒不可遏的刘虞大声喝止，声色俱厉地斥责：
“如今天下分崩离析，主上蒙受磨难，我辈世受皇恩，恩重如山，却未能剪除乱臣贼子以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藩镇一方，理所应当一同戮力尽心效忠王室，平定叛逆，怎能反而彼此串通造逆谋反，相互辱没玷污名节！”
刘虞的一番义正言辞，其慷慨激昂，令张歧理屈词穷，灰溜溜地回去向袁绍等复命去了。袁绍等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秘密遣使共推刘虞掌领尚书事，秉承皇帝旨意而便宜行事封拜百官。
刘虞本官拜大司马（任命太傅的诏命未能抵达），再兼领尚书事，则为事实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汉帝又为奸臣所控，其实为一国之主。
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名为领尚书事，实为主一国之政，为下一步僭越称帝铺平道路。刘虞当即严词拒绝，收捕来使并砍了脑袋，甚至意欲投奔匈奴以自绝于袁绍等，袁绍等只好到此为止，结束了这场闹剧。总之，尽管刘虞可能有儒士的迂腐、妇人之仁的无能等等缺点，但是其忠于汉室之心，实在是合李陵的心意，毕竟他要大刀阔斧的政治大汉，是需要忠臣的，而且是大量的忠臣。
书接上回，董卓被袁绍、曹操等十八路诸侯打败，更重要的是，前文已述——外有黄巾、匈奴在洛阳都城与凉州老巢之间，割断了联系，这让他十分担惊受怕。
《后汉书·董卓传》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董卓女婿）击之，不能却。又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欲徙都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