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林宪杰同时带回一封由知县转交的信函，走的是直入县衙的三百里马递，本是盗贼文书收发专用，发信人担了不少干系。
信是戴国贞写的，详述手抄本一事前因后果。第一天傍晚他才察觉石康孙举动，但将近两千贯已经花出去了，再想阻止已不可能。狠揍戴朝宗一顿，责其请来石康孙逐步删减……最后道明温仲舒的责难和他的应对。
刘纬热泪盈眶：因千里之遥，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戴国贞，递至京师的家书均是问安，再无外话。可戴国贞却一直在准备善后事宜，拾遗补缺，亦师亦长。
温仲舒的态度很让人放心，这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见，不给外教任何造圣之机。
石康孙的想法，并不难猜。
六千贯足够在京师内城黄金地段置一套两进宅，且绰绰有余，既能表示石家诚意，也能转移世人注意力。
可在刘纬看来，翻抄的那些书肯定能卖出去，早晚而已。
这个哑巴亏不能吃，也不能跟石家走的太近，索性全还回去，顺便出口气。
不亚于成人的算计，借白纸黑字娓娓道来。
先游说开封府和国子监行文，《圣僧西游记》助长歪风邪气，严禁版刻、手抄。
再由开封府就此意向，行文河南府、京兆府同禁。这两处才是法相宗发源壮大之地，绝对会激起反弹。
仅需意向，无须成行。
广而告之即可，戴国贞、石康孙均能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
最后由开封府左右军巡院出面告诫正店、酒楼、勾栏、瓦舍内的说书人：不得妄言神佛事，依律当流。
在无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之下，人会最大程度的满足自己逆反心理。
其实，《圣僧西游记》手抄本卖的还算不错，因为白话小说这种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原本诞生于二十年之后。
方兴未艾的说书行当会很快就会发现，白话小说比史书更适合茶余饭后。
石康孙所谓的诚意好还，但后果难料。
刘纬嘴里的“秃驴”即为其中之一：佛教此时正值疯涨期，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一切向钱看，更像入世的一种职业(避税避役)，而非绝尘出世。
这也是赵恒以下历代君王重道教、轻佛教的根本原因所在。
华夏三千年，“三武一宗”灭佛均留名青史。
这时，距周世宗柴荣灭佛不到五十年。
周显德二年(955年）五月，世宗柴荣降诏：“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
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
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
也就是说，凡无历朝天子敕名寺院，尽废。并定下诸多出家禁令，根而治之。
那一年，共废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座，仅剩二千六百九十四座。
十不存一。
若非君臣同心同德，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之后，赵匡胤黄袍加身。
佛门高呼：世宗灭佛，遂遭天遣。
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但柴荣灭佛，大大的促进了经济民生发展，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儒学更是鼎力相助。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赵宋初期是个绝对例外，臣子还是柴周时期那一批。
佛门仍然不受当朝文官待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赵恒登基之后，完全没有得位不正的负担，每每诏臣试对、顾问，时常赞誉柴荣为政有方，颇有引为榜样之意，且以“世宗”称之，而非“周世宗”。
百官有样学样，上疏论事，也以“世宗”称之，居“太祖”、“太宗”上。
刘纬以读书人自居，当然要旗帜鲜明的表态，遂作“佛诤”。
“佛前一跪三千年，未见我佛心生怜。莫道尘埃遮佛眼，原是未献香火钱。
漫天头陀高高坐，何曾睁眼看人间。尘世多灾心亦冷，诸佛踪影几时显？
佛言可把众生渡，但要众生孝敬钱。衣食父母学师长，谁渡谁谁受谁捐？
佛言己身不贪财，为何香火忌烛台？佛说众生皆平等，唯我独尊是何柴？
恶人作歹前世德，善人罹难前世孽。前世造孽今世还，何为首尾何日绝？
立地成佛恶人福，八十一难善人劫。三世因果欺众生，六道轮回助纣虐。
佛说向善是本性，却又不容人在先。心有善念自有道，何需佛前乞垂怜？
佛门如今魔障重，外慈内孽诱民归。我心自有光明月，山河大地拥圣辉。”
翌日清晨。
林宪杰持“佛诤”入城，阻不速之客于宅前。
众僧掩面而走。
又十五日，戴国贞持“佛诤”献于温仲舒，并上请：禁《圣僧西游记》版刻、手抄。
温仲舒不许，老怀大慰：“孺子可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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